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此处讲古代使节出使，遇到问题要随机应变，合宜地使用思想资源和交涉语言，进行外事活动。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中外关系则是最大变量之一，外交事务或更广义的交涉、交往活动对于理解“近代”意义重大，而相关交涉文书的文本样貌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面相。在厘清交涉文书概念、分类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将其放回时代之中，结合制度运行、信息传播、日常政治统治、中外交往实践等因素，研讨传统惯性与近代转型诸问题，尚有许多值得着手的研究工作。如何创辟蹊径、推陈出新，以多元化的学术视野观照中外关系史研究，如何将中外关系研究主题与更广义的近代史研究结合，也都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于2024年6月22日举办主题为“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的学术工作坊，旨在从多种角度探讨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制度、文书、人物、实践等议题，特别是对中外关系研究史料、方法和理论有所省察和检讨，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路，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与其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工作坊开幕式，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教授致辞。

张仲民表示，此次会议阵容鼎盛，有尊敬的前辈学者坐镇，更有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青年学者参加，其中还包括一些优秀博士生，这给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相信这些论文经过讨论、修改、发表，会明显深化、拓展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内容与路径，期待与会学者的精彩报告。

具体的学术研讨分五场依次举行，主题上各有侧重。上午第一场为外交文书专题，由复旦大学金光耀主持。

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涉及民国前期欧美在华势力的部分日籍之我见》围绕这一时段日本有关欧美在华势力的资料文书激增原因、文书内涵展开论述，并提出德国在一战后如何迅速恢复在华市场、“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时期日本在长江流域的经贸情况如何两个重要问题。张晓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在评议中进一步指出可供思考的问题：一是日本的这些研究在什么情况下，何时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日本近代对华和对欧美的政策；二是日本的研究对象，欧美国家的机构和人员，乃至于舆论，如何看待日本人对他们的研究；三是这些典籍对今天的学术研究能够提供哪些新视角，尤其是能够改写我们哪些已被固化的历史认知。

郭黎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题为《论清朝对外条约的形成——以清朝君臣的认知变化为线索》。他指出，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向来被视为清政府应用西方国际法而议订的近代范式条约，而在清朝君臣看来，这实际上是中国结盟宣誓惯例的运用。此后清朝约章又相继出现两方面变化，其一是效力来源和缔约方，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对俄交往中，互换约章文本取代了宣誓，清朝君臣因而视之为议订章程，并和向准噶尔部发布的敕谕、与浩罕国达成盟约相区分；其二是约章的批准，此前的两国机构盖印在鸦片战争期间发展为君主盖印，同时期耆英等人以条约命名中英约章，这就使对外条约成为国家间的政治协议。清朝约章形态的变迁折射出主权范围的确立过程，并体现着清前期中外交往的复杂性以及与晚清的联系。侯庆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条约转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篇论文未必能完全解决，而且，文章中虽有很细致的考证，但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还需要解释，如重视盟誓和重视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侯庆斌指出，从文章分析中可以看到清帝国的边境、边界意识，但是否就此能推导出向主权国家的转型，还要论证。

侯庆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为《〈中法简明条约〉的文本之争与中法交涉》。1884年5月11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第二款规定清军“即行”撤出北圻，第五款规定“三月后”两国会商正式和约。6月23日法军接防谅山时被清军击退，史称“北黎事件”。此事暴露了中法约文的差别，即法文版第五款将正式会谈时间写作“三月内”，进而引出第二款和第五款的执行顺序之争。揆诸史料，“三月后”本系中方提出，译作法文时误作“三月内”。条约以法文版为准，造成中文版第五款的“误译”。此外，该条约是和平初约，第二款属于停战条件，应于订立正式和约前执行。清政府不了解何为和平初约，加之中文版第五款另存歧义，导致清政府坚持先订约后撤兵，法方因此质疑中方的和谈诚意和履约意愿。双方拒绝让步，战事重启，中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别肯定文章对条约文本细节差异的深挖，同时指出，中法之间的认知歧异是否与福禄诺存在关系，与法国当时的国内环境是否有关可以再思考。此外，张晓川还提醒，总署与中枢不能等而视之。

谭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的论文是《在历史的三岔河口：〈近代日本与中朝建交实录：使臣石幡贞笔记〉整理札记》，他以来华汉学家石幡贞所绘天津三岔河口的地图为引，由近及远，铺陈出石幡贞本人人生道路、汉学处境、东亚关系面临的诸种“三岔河口”。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文章具有史料、史事两方面价值，同时提醒文章枝节太多，将诸多问题杂糅在一篇论文里，不易深入。李少军还指出，文章在讨论“同文同种”时，应注意“同文同种”话语的语境和发语者的目的。

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来华西人对威海卫战役的观察和参与》聚焦于威海卫战役中不同身份的来华西人，包括驻华公使、外交官、传教士、西方平民、战地记者等，整理其在威海卫战役期间的见闻与参与，分析其参与产生的影响。谭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认为文章提供以往关注不足的第三方视角，很有意义，但有一些问题。一是范围可以更加聚焦；二是日方对西人是否区别对待，文中并未突出；三是文末提出西人参加战斗，可能带来其形象转变，但没过几年在山东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对第三点，刘本森回应称，义和团具体来说兴起在鲁西南，胶东地区没有义和团。胶东人对西方人、传教士较认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胶东反而成为这些洋人避难的地区。

上午第二场为外交体制专题，由武汉大学李少军主持。

郑泽民（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职官与层级：试论晚清上海交涉体制的嬗变》，以职官与层级为视角，梳理了上海交涉体制70余年的更易过程，由此讨论地方外交的“摒挡”理路、上海外交与晚清政局的唇齿相依、交涉体制的作用限度诸问题。李佳奇（武汉大学文学院）认为，文章为地方交涉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他同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提供一些建议。第一，可以补充外文史料、视角，如可以明确上海道需要与在沪的哪些领事、部门打交道，有哪些外文史料可以参考。第二，对交涉人员做更具体的考察，如宫慕久精通洋务具体到什么程度，如果他不懂外语，就要考虑翻译人员及其训练背景。

李佳奇（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论文题为《名不正？从中外交涉文书再观晚清驻外副使的设置与翻译》。他指出，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仿照欧洲外交制度派遣驻外公使，此举是中国打破朝贡体系、向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一步。由于未重视“副使”一词在交涉文书中的多义性，清廷派遣驻外副使之举长期被简视为盲目延续朝贡旧例。通过辨析中外交涉文书中“副使”的不同含义，探究总理衙门派遣副使的知识与实践依据，有助于揭示与反思翻译问题在外交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刘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认为这篇文章优点突出，敏锐地发现一个易被忽视的重要制度问题，论证细致。同时她也指出，本文核心观点是副使设置背后存在西学的认知，但是西学认知的来源可能比文章当中揭示的更为复杂。文章主要论述清廷对英国的认知，但当时清廷还和其他的国家交往，这些国家也有不同的正副使设置的名称和内涵，同样值得纳入实践来源的考虑。此外，“vice”的意义是“暂代理”，强调分驻职能，如果只认为李鸿章的知识来源于英国，就无法说明李氏为何能理解向美、日等国派遣副使分驻。最后，她建议文章可以从翻译史和政治史制度史互动的角度，进一步考虑歧义是否影响到正、副使之争等问题；在结构上，可以沿事件发展角度展开，以便清晰叙述。

郑彬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以《英外交部驻华使领馆的构建与英帝国远东知识的承继（1843-1884）》为题，检讨中英关系史存在误读、忽略英方自身语境的问题，论述晚清时期英国外交部驻华体制构建的学术定位、历史性质和脉络。他指出，百年来中英外交史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忽视驻华使馆、领馆的体制性构成；二是研究倾向上过度突出相关机构的外交职能；三是以国别框架切割历史，忽略英国驻华体制背后是跨国问题。因此，他在英帝国制度史（外交部驻华体制是英帝国政府体制的在华体现）与中英关系史（阶段性条约与条约体制搭建）的双重思路下论述英驻华外交体制的演变。同时，他还考察了英外交部驻华体制与英帝国东亚知识的承继问题。李子归（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评议称，文章主要围绕英国的机构设置、知识与权力关系两方面展开，中国的经验与特性也值得注意。

刘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基于美领馆藏中美交涉文书的晚清地方外交体系考辨》详细介绍美国驻华领事馆文书资料的情况和价值，她认为，这批档案可以呈现地方外交的复杂体系、制度运转的实际面貌、不同地区的差异图景。从地方外交的实践出发，可以发现晚清地方交涉机构的“有限宽泛”特征，即领事存在同一切清朝地方官员交涉的可能性，但现实中外国领事也并非随心所欲，且更倾向于通过惯有的交涉渠道传递消息。从外交模式来看，地方外交主要存在“广州模式”（督抚为核心）和“上海模式”（道台为核心），其他口岸则以两种模式为基准增损调适。整体而言，这部分史料能够提供与以往相异的地方外交场景，很值得重视。郑泽民（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认为本文很具启发性。一般来说，在处理具体的中外交涉事件时，用国外资料、从对手方的角度考察比较常见，但是涉及到本国的制度层面，我们就很少想到用系统的外国档案进行研究，这一路径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本国系统资料缺失的情况下。同时，郑泽民指出几个问题。第一，文中提到领事官直接和督抚联系、1880年中外交往礼仪等问题，在《天津条约》就有相应规定。第二，本文可以采用阶段性分期，尽管美国使领馆可能没有制度上的变化，但需要考虑中方交涉制度的层级变化。第三，天津有津海关道、天津道两个官职、两个人担任，这和上海道、苏松太道由一人担任不同。上海、广州两模式以关道折冲为标准确为的见，但关道和督抚相对位置也值得重视。最后，他向报告人提出若干问题：中美双方对何为交涉有无标准；私人信函的交涉往来算不算交涉；中国的官员是被动接受文书，还是会主动交涉；美国领事交涉是否存在规范？

刘豪（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报告题为《英国海军“中国舰队”档案的书写、流转与演变（1856-1914）》。刘豪指出，“中国舰队”档案是近代英国海军在远东战略部署与军事扩张的产物，构成英海军部认知远东军事和政治事务的基础。因19世纪海军部改革频繁，舰队档案进入决策系统后，归档于秘书处、海军情报处和水文处等部门，形成舰队档案不同的流动趋向，同时也反映出海军部内部对决策权力和情报信息的控制与协调。19世纪末，英国海权逐渐受到挑战，相继在海军部和“中国舰队”设立专门情报机构，成为日后海军参谋部制定东亚军事战略的重要情报来源。英国海军部决策机制的更迭以及情报化转向，要求将舰队档案置于英海军部整体归档体系中，方能有效复原英国海军对东亚事务的决策逻辑，呈现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军方视角。郑彬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本文意义值得肯定，同时提出一些建议：文章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对话英文世界的著作，也需要补充其他材料（如英国议会档案）以丰富第三部分专业化改革的问题，还要考虑秩序构建和知识再造的问题。此外，文章应该进一步阐述军事部门行动的特殊性与档案留存之间的关联。

讨论环节，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逐一点评五篇论文，并分享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的情况：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上还未公布美国领事馆档案（RG84），但是台湾领事馆和南京领事馆的档案已在台湾出版，可以直接利用出版物，国务院档（RG59）也新增许多档案，值得进一步探索。湖南大学张晓川就刘芳报告提出两个看法，一是总署每天也处理大量的日常交涉，非常繁琐，这些在总署史料中有反映；二是关于“上海体制”和“广州体制”之别，他认为更为明快的原因在于广州直通督抚署，而上海交涉需要前往南京。此外，李鸿章治下的天津又是一个模式，需要考虑天津距离北京很近，很多时候会由外国公使直接出面办理外交。

回应环节，针对“私人信函算不算交涉”的问题，刘芳称美国使领馆文书制度有明确规范，只要是在领事办公室写作出来的文书就需要保留，而且很多私人往来并不是因为个人身份，而是因为职位，故这部分文书可以看作交涉的一部分。

下午第一场为对外交涉案件专题，由中山大学吴义雄主持。

李子归（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题为《“固陵”号轮船入川计划与重庆开埠新探》。1888年英商为主张《烟台条约》中“行轮”即“通商”的权益，订造“固陵”号轮船，试图上溯川江，迫使重庆开埠。川江船帮和地方政府激烈抵抗轮船，清政府却有意促成开埠。实际上，轮船本身不具备上溯川江的性能。因此，重庆是在英国官商勾结隐瞒讹诈，和清政府的积极推动之下立约开放的。文章指出，“固陵”号入川计划始末和重庆开埠的交涉过程，以个案形式展现晚清条约口岸增设过程中，中外、央地、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通商口岸对清代财税和地方社会的影响，有助于思考中国独特的近代化过程。周雨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文章或可在几个方面进行补充。其一，在讨论轮船性能时，或者添加技术层面的分析；其二，英国公使并未及时向外交部汇报轮船缺陷的情报，背后原因还需考虑；其三，清政府获取轮船性能情报的来源及对决策的影响是否可以展开；其四，文章谈到川、鄂地区的抵制行动，两个地区地理区位有别，是否需要分梳其抵制的侧重点。

熊星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光绪六年“柏耐抢尼案”的审理与交涉》一文，利用《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总理衙门美股问答簿、中美往来照会、温州地方官员致总理衙门公函等多方史料，在还原光绪六年美国人柏耐抢夺尼姑案交涉及审理全貌的基础上，展现美国驻华使领、温州地方官、总理衙门关于此案件的多重交锋。文章将外交史与法律史相结合，对美国治外法权的地方实践进行讨论。黄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评议认为，文章对案件的梳理十分细致，将中美在司法和外交层面的双向互动展现得十分生动，但对中方内部的互动梳理不足，提示可以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对文章进行丰富。同时，黄飞指出文章在公农历日期转换方面存在的问题。

张晓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题为《“洋反教”——领事裁判法律体系下的理性主义反教宣传案与大讨论》。他利用《北华捷报》中详细的司法审判记录，还原1911年英国人贾克生因将马克沁的理性主义反教文章翻译成中文发表，而受到英国驻华最高领事法庭审判的史事。同时还梳理了马克沁和理性主义大讨论的关系；庄士敦《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一书对来华传教士的批判内容、影响及如何遭到传教士界的驳斥等问题。文章认为，庚子之后，理性主义徐徐东传，成为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也要关注在华西人及欧美公众。熊星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评议认为，该文内容丰富，逻辑清晰，特别是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一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文本分析，但该部分篇幅过大，致使文章结构失衡。同时她指出，英国舆论界对理性主义认知的差异、李鸿章对基督教看法的变化、中国反教运动主体转变的背景都可以再细化。

黄婷婷（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日本对台湾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略行径研究——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前后的历史考察》一文，利用《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甲戌公牍钞存》、福建师范大学建设中的《日本馆藏福建历史档案资料》、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资料等史料，对日军在台湾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情况进行细致考察。文章通过对中日文献进行比较或对照，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前后，日军以台湾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为对象，采取了派遣间谍、雇佣美国人拉拢、军事武装干涉、尝试“同化”教育、展开专署调查等持续刺探、全面渗透的侵略扩张，企图逐步蚕食吞并台湾，并开启了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先声。虽然日军在台湾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与占领只持续了约7个月左右，但是其行动几乎涵盖了情报、军事、殖民、文化、经济、物产调查等层面，显示日本进行缜密细致行动、逐步蚕食吞并台湾的野心。谭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认为，文章可以再补充日本派遣间谍的背景，在日本人如何利用条约规定中的不可控因素进行军事侦察方面也可以加强。同时，谭皓提醒“台湾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一词的适用范围及时段。

刘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的论文题为《1816年英国对黄海海域的探察、命名及其地图表现》。文章以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在黄海沿岸探察过程中的地名命名和相关地图表现为主要切入点，对18世纪末以后，西方如何借由地名命名推进对黄海海域的认知，这种认知如何与不同知识体系产生联系，以及这些地名的绘制、确认和更新体现出怎样的空间差异和认知变化等问题进行分析。由此窥见现代西方势力如何在传教士知识、实践知识和本土知识的互动更迭中推进对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认知。江家欣（上海海关学院海关史研究院）认为该文视角新颖，建议可以从中国、朝鲜等其他视角出发，利用更多材料对黄海海域的知识交换、构建过程进行完善。

下午第二、三场均为外交人物史事专题。第二场由南开大学李永胜主持。

黄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论文《晚清中日建交动因新探——基于李鸿章对外关系构想的考察》从李鸿章的外交构想角度，重审其为何推动清政府接受日本的通商立约请求。他认为，依据李鸿章的对外关系构想，对外国的经济诉求应采取羁縻之策，而日本的通商诉求正适用此策。同时，李鸿章将对日关系的处理服务于对西洋国家关系的处理，避免日本被西洋国家拉拢、挑拨以对付中国。基于此，防止日本为实现通商立约的目的将西洋国家拉入其中，致使中国和西洋国家有生衅风险，成为他支持日本诉求的另一重原因。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评议提出三点问题。其一，文章处理时段大致为1862-1871年，期间李鸿章对日认知是否有变化？其二，认为李鸿章重在避免日本成为西方棋子而攻击中国，这与前辈学者所论将日本结为外援的观点，在逻辑上还需要分梳。其三，文章第三部分讨论中日谈判交锋过程，不属于建交动因，文章题目可以再斟酌。

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的论文《甲午战后张之洞的对日交涉网络（1895-1907）》梳理出张之洞对日交涉的三种主要渠道：海关道；洋务局、洋务幕僚与留学生监督；驻日公使，并具体说明三种渠道的职责轻重、交涉特征，以及相关交涉人物的基本情况。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评议认为晚清地方外交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现象，文章选题、视角都很重要。可以补充的张之洞对日交涉路径是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上海道。例如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一事，是张之洞联系上海道，上海道联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总领事再向日本政府汇报。

牛澎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以《西征借款之另面——光绪初年许厚如冒借日款考》为题。光绪二年，因所部饷匮，帮办新疆军务大臣金顺曾委托道员许厚如，要求会商胡雪岩后，附借银两于在沪洋商。然而许厚如假借金顺及西征军之名，在未会商胡雪岩并告知金顺办理结果的情况下，贸然联系在沪日商，制造借款乌龙，震惊朝野。在此期间，总署等有司后知后觉，清廷外交陷入被动。清廷令两江总督沈葆桢查案，确认许厚如违规操作。由于日方借款以出具货物为主，且有诸多弊端，清廷终以赔付日方2.5万两违约金作罢。作为西征期间由国债倒退为地方私债的非常事件，许厚如冒借洋款案破坏了晚清外债的良性运转，暴露出早期外债事权不一的问题，这构成西征借款的另一面相。张晓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评议肯定文章对大量中日文档案史料的利用，以及将事件纳入近代国债概念体系中发掘意义。同时他指出，第一，可以引用一些法律概念如“无权代理（表见代理）”来解释许厚如的行为；第二，考察此案本末外，更应该注意胡雪岩、许厚如所代表的背后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第三，文章认为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这可从清廷决定赔付违约金背后是否有深层考量作商榷。若从相反角度立论，文章或许更有新意。

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报告题目为《光绪初年枢译情形与甲申易枢》。他指出，光绪初年没有政局尤其是中枢意义上的南北之争。李鸿藻和王文韶关系不错，本无攻去王文韶之意，更非南北对立派系首领。入总署之后，王文韶兢兢业业，为沈桂芬分担不少。当时的总署统领洋务事业，洋务又分为自强洋务和交涉洋务，其中交涉又分日常交涉和大案交涉。王文韶在内的总署大臣基本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日常交涉上，大案交涉只能磕磕绊绊勉强办妥，自强则完全无暇顾及，而不自强又只能每次大案都面临被军事威胁。因为这个原因，沈、王被冠以“敷衍”“应付”。同时，光绪五六年，由于洋务知识的积累和伊犁、琉球等案的刺激，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黄体芳等人，从传统议题的一般清议中脱胎换骨而出，成为光绪初年独特的“清流派”。他们上以李鸿藻为人事上的奥援，又以条陈上疏促进自强事业。张佩纶认为一支强大的舰队虽然未必能做到制胜，但起码可以不败，御敌于国门之外，再缓图其他，因此将海军事视为当日最重要之务。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尽管李鸿章实际上和清流派在大多数外事甚至人事上的意见都不一致。正因为张佩纶重视自强洋务，尤重海军，陷于日常交涉泥潭的王文韶根本无暇或没有意愿推进此事，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张等人必要攻去王文韶，罪名为“敷衍”“应付之法”；另一方面，光绪初年，恭王年岁增大逐渐消极，枢垣常受到弹劾且有处分。王文韶在八年因云南报销案，被清流派攻去，反而致使枢译更加显得缺人。八到九年，恭王结石尿血还瞎吃药，几乎不测，长期不入对，病好后也无甚斗志，宝鋆请假亦多。军机处靠李鸿藻和翁同龢撑着，总署经常只有排序品级最低的陈兰彬、周家楣和吴廷芬。在中法越南争端愈加紧急情况下，枢译却呈现出这般景象。慈禧在光绪初年对于军机处已心生不满，伊犁案时启用惇、醇王和翁、潘，即是先兆。甲申易枢其实更多是枢译不力、战事不利而水道渠成的事情，不能过分夸大盛昱一折的戏剧性效果以及慈禧专权和恭醇矛盾的权谋猜测。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评议十分肯定这一题目的难度与价值，他同时指出，第一，以往学者仅有林文仁特别强调光绪初年的“南北政争”，其他研究者如马忠文、韩策等，并未过分解读，故“光绪朝南北政争扩大化”是否为主流观点，有待商榷，因此，将“光绪初年南北政争”这一议题作为靶子意义可能不大。第二，清流派的洋务认知，与这一群体以更高标准要求管理洋务的总署，其中逻辑需要更细致地阐明。第三，按照行文逻辑，似乎甲申易枢没必要罢免全部军机，且从后设的视角看，后来上任的军机大臣如张之万、额勒和布等人亦难以胜任，故文章仍需要去回应这一问题。

之后，报告人针对评议做出回应。黄飞认为，李鸿章的实际对日交涉情况，其实是他早年构想的延续，仍在文章标题脉络之内。吉辰针对评议人谈到的日方与张之洞对接问题，认为需要再做研究，或可从三方面展开：外务省系统、军方系统以及民间。但考虑到主题、篇幅所限，需要另文讨论。牛澎涛感谢并认可评议人提出的诸多建议，并表示将会从西征借款这个切口，进一步考察当时西征军内部许厚如、胡雪岩所代表的背后政治势力博弈；此外，也会进一步发掘英方档案，观察英方对此事的因应。张晓川表示，他突出林文仁在学术史中的位置，主要是想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梳理出南北政争这一看法的形成过程；针对甲申易枢，军机大臣全部被免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现象恰恰说明这并非慈禧的权谋之术。如果是政治斗争，只需要罢免单独某位枢臣，而全部撤换恰恰反映出无差别性。

第三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李文杰主持。

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包胥之痛哭徒然”：康有为请求美国政府保救光绪皇帝活动》系统考辨了戊戌以后康有为寻求美国政府保救光绪帝的活动。在戊戌政变至庚子事变期间，康有为本来主要以向英、日求救为主，仅两度以群发求救信函的形式向美国政府求救。庚子以后，美国则成了康有为寻求保皇的主要求助对象。然而美国政府对其求救始终不予理睬。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的评议认为这篇文章充分展示出康有为对政治与国际关系比较幼稚的认识，不过有两个问题还会让读者想要进一步了解：一是为何一向比较倚重日本的康有为最后会放弃向日本求助，转向美国？二是除康有为以外其他的保皇会成员在这一过程中是何种态度？同时吉辰还提示在近卫笃麿日记与“大隈文书”中可能尚有一些相关史料可进一步利用。

周雨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词客与僚佐：晚清驻日随员孙点的仕宦轨迹及外交酬应探微》通过对孙点日记与诗文稿本的研究，还原了孙点由谋求使团差使到最终投海自尽的仕宦经历，展现了湘淮系官僚子弟身份对其仕途的影响、驻日使馆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样态、中朝宗藩关系松动以及身殁后请恤一事的运作等问题。西南大学郭黎鹏评议指出这篇文章聚焦于使馆中一个小人物的经历，是一次眼光向下的尝试，因为小人物往往有可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在东亚文化圈的交往中，孙点这样的传统文人恰好能充分发挥诗酒唱酬的交际功能。郭黎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认为文章可进一步就孙点得到使团差使过程中黎庶昌方面的考虑与孙点自杀的动机再做探析，同时亦提出孙点追悼会之盛大有可能只是中日两国间一种礼节性的表示。此外，亦不妨就孙点作为使团随员的经历是特例还是常态加以进一步阐释。

江家欣（上海海关学院海关史研究院）的论文《〈阿礼国协定〉前后在华英商与“中国问题”的制造及其影响》探讨了导致《阿礼国协定》被否定的过程中在华英商群体的影响。她认为在华英商群体通过在报刊媒体剪裁甚至是歪曲清政府的各项主张和活动，炮制“中国问题”，以此作为他们联合英国国内商人及组织和制造舆情的工具。最终，在华英商成功扭转英国国内商人和政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成功干预了中英关系乃至整个条约体系的走向。刘豪（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评议指出文章采用了很独特的英商视角，为理解这一时期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条新颖的线索。不过标题中“中国问题”这一表述或需加以说明；摘要中的人物主体略多，或可更为聚焦；同时英商内部可能存在的派别与矛盾仍须注意。

邹子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必欲洋炮、洋艘始足制西洋”？越南传说与魏源眼中的鸦片战争失败》探讨了从清中期以来逐渐流行的越南打败欧洲人的传说，以及鸦片战争时期这一传说对林则徐、魏源等官绅的影响。他指出魏源不惜以篡改史源文本的方式来鼓吹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并以此论证中国本可以越南人打败英国侵略的办法赢得鸦片战争。然而从叶锺进开始流传的越南传说，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件。刘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评议认为这篇文章展示了东亚知识交流路径的多元性，尤其是展示了中国对域外的认知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文章中把越南传说视作魏源对鸦片战争失败看法的唯一来源，可能有些夸大；同时文章的学术对话过于强调推翻式的论证，就很可能忽视了这个问题在东亚知识交流史上所具有的更重要的意义。

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由复旦大学戴海斌主持。发言学者就会议论文情况、近代外交史研究趋向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认为，会议呈现出一种新气象，这是中外关系史领域正在“升级换代”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材料发掘、问题思考，还是史事表述呈现，提交的论文都让人感到惊喜。但是，在此基础上，能否真正创出新局，仍然值得期待。在以往的中西交流史中，涉及“西”的部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太了解，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精细的观察、研究。一百多年前，马士（H.B.Morse）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那是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外关系史，但我们今天仍要参考。那么，经过努力，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写出一本类似的书，让多年以后的外国学者也要参考，也不得不读？这不见得十分奢侈，因为年轻一代已表现出能够让我们有此希望的迹象和势头。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们的学术才可以说真正达到令人感到满意、理想的境界。这比自我标榜头衔、成就、荣誉重要得多。

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表示，这次会议论文的层次高、质量好，谈论的问题新颖、前沿，如关于外国商会、领事的研究，在方法、视角上，都让人耳目一新。可以期待，再过二十年，一定会有出自在座青年学者之手的重要研究论著；也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占据我们应有的一席之地。南开大学李永胜提示，近年来的近代外交史研究略显颓势，但目前就有扭转的契机，美国、英国的国家档案馆在近年上线大量电子档案，且开放程度很高。这为研究提供了一大批重要材料，对整个学科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希望大家能够留心、重视。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认为，相较于主要围绕近代主权国家之间谈判、缔约、战争等行为展开的狭义外交史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包含着比较多的特定主题，如口岸开放、教案、涉外司法、政府借款、华工华侨、海关等内容，长期以来都放置在帝国主义侵华史或近代史的大框架下研究。这次提交的论文特点明显，体现很多下沉。首先是史料上，近二十年进展明显，英、美、日等国的档案，以及台湾地区收藏的档案，以往不太容易取得，现在都方便看到。其次是研究对象的下沉，如有学者考察在华英商的问题，还有学者通过研究许厚如、孙点等小人物来揭示更大的历史变化。第三是主题下沉，有论文就是从文化史、知识史的视角来看魏源对鸦片战争的认识。这些都是反映出来的长足进步。但是，进步之外，仍然存在着论著很多，但实际进展不多的情况，而且从业人员在不停萎缩，这些都带来危机感。怎样去聚合一些能够引起社会反响的议题，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这些应该是在精细研究之余，需要思考的问题。

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表示，由于主客观因素，最近他主要关心地方、日常的交涉，这不如大案交涉那样夺人眼球，但从中反映出很多以往难以把握的东西。比如，原先十分模糊的总理衙门大臣的形象，由此可以逐渐清晰。张晓川还特别说明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的“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的编辑出版情况，诚挚欢迎有更多学者带着合适的文稿前来“啸聚”，共同做好这一事业。

张晓川

《庚辛史料》书封

郑彬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近代英国对华外交的研究，他表示，不管是中英外交史还是英国对华外交史研究，作为客体的一方都是非常模糊的。要想研究更为精细，需要对客体一方的内政、外交体制有更加深入的把握，同时也必须对主体的相应体系足够了解。相较于在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上积累丰厚的前辈学者，自己的功底仍有不足，挑战很大。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对中外双方的情况有均衡的把握，同时期待与研究英国史、美国史的同行进行交流。

周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发言围绕制度和文书展开。他认为，外交史研究似乎天然以事件为聚焦，强调偶然的、特殊的、与重要人物相关的因素，但这次很多论文，以及涵盖交涉文书的工作坊主题，都注意到其中制度化、体系性的一面，或者说再往后推到原理、机制的层面，这可能涉及到更加根本的问题。从交涉文书的角度入手，尝试更加制度化的讨论，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以往，只要做政治、制度史相关的研究，都会涉及文书，一般只是把它当做史料来用，比较注意内部记载。但另一方面，可能需要注意，文书的格套是非常多的，讲话都有固定的口型，如何从非常固定的套路里去真正读出有价值的内容，是始终需要推进的方面。此外，文书本身也是研究对象，将其归位，放到整个外交制度的运作之中，是非常有价值、有难度的尝试。文书流转，必然牵涉到相应的机构、人物，对事件史研究当然会有启发，可以带出开阔的问题。因此，从制度、文书的角度讨论中外关系史，是很有价值的推进，十分期待与会学者的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