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6日至6月20日上午，著名欧洲思想史学者、巴黎萨克雷大学英国文明荣休教授艾伦·卡汉（Alan Kahan）应复旦大学历史系邀请，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讲授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哥廷根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共百余位师生参与此次课程。
第一讲：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第一讲中，卡汉教授主要从方法论层面，梳理了欧美历史学的专业化演变过程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并聚焦经典的政治思想史学派以及学者。卡汉教授提到，和中国一样，欧美国家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16世纪，历史学成为欧洲大学的专业学科，首位专业的史学研究者是让·博丹。到了19世纪，欧美大学的历史系开始组织讲座（lecture）和研讨会（seminar），其中利奥波德·冯·兰克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发挥了重要作用。卡汉教授还辨析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涵义，指出自然科学旨在解释说明，人文学科则致力于理解。基于这两者的比较，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并非创造普遍的法则，而在于理解特定的事件。紧接着，卡汉教授梳理了欧美思想史的发展轨迹。他指出，思想史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体系化的过程，这在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期刊的创办等方面得到体现；思想史的特点，则体现为历史学与哲学、文学、政治科学等多元学科的互动。卡汉教授重点介绍了昆廷·斯金纳及其代表的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路径，并将其与科泽勒克为代表的概念史、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分析以及施特劳斯学派等研究进路进行比较。
最后，卡汉教授提出一种更加开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他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仅可以像“考古学家”般横向挖掘特定语境中的思想，也可以像“寻宝者”一样，从历史中探取那些超越时代局限、在当下仍具启发性与批判力的思想资源。他借助唐纳德·戴维森的临时性理论（passing theory）说明，不同语境中的思想可以通过现代阐释构建“对话性的理解框架”，使原本属于异质语境的思想，在当代背景下获得重新阐释与激活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双重取向中，政治思想史得以摆脱纯粹复述之困，迈向一种更具解释力、批判力与现实关切的学术形态。
第二讲：免于恐惧的自由与自由主义 1.0版本
在第二讲中，卡汉教授指出，自由主义不仅仅关乎权利或平等，而是在政治、经济与道德（宗教）三大支柱共同支撑下，对“无人生活在恐惧中”的社会理想的持续追求。他以“恐惧”这一历史性维度，将自由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回应宗教迫害、政治暴力、贫困问题与极权主义的四个阶段，对应原初自由主义及其1.0至3.0版本。他强调，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并非线性，而是如牡蛎般层层堆叠、内含张力，正是这种对不同时代恐惧与希望的回应，使其具有思想弹性。而面对当代民粹主义引发的崭新恐惧，自由主义尚未形成系统性回应，其未来仍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开放进程之中。
在对自由主义1.0阶段思想家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卡汉教授通过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指出现代人关心政治，既出于保障私人生活不被打扰的现实考量，也因为政治参与有助于道德完善。贡斯当警示，试图在现代社会复兴古代自由往往导致灾难性的暴政与恐怖统治。随后课程转向托克维尔的文本，强调其对民主的核心理解是“身份平等”（l’égalité des conditions），意指社会地位的平等而非财富分配或机会平等。民主化的趋势虽不可逆转，但自由并非自然随之而来。托克维尔强调，现代社会必须在保障平等的同时，通过法治、代议制和公民美德来维护自由，而“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则是现代人实现公共善的重要路径。自由主义的奠基者对于革命与动荡的共同恐惧与应对恐惧的三大支柱，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也在此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中延续并发展着。
第三讲：自由主义 2.0——自由主义的首次危机：贫困与民族主义
在第三讲中，卡汉教授梳理了世纪末自由主义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他认为，相较于聚焦政治和权力的自由主义1.0版本，自由主义2.0版本则更多着眼于经济和社会，体现在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投票权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建立等方面。在这一新环境下，主张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权利”话语实现回归；“自由”一词则逐渐由名词演变成形容词，而且愈加体系化和学术化；与此同时，生物学和社会学也得到发展。卡汉教授指出，受达尔文的学说影响，将生物学与道德相结合，使用“进化”的视角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成为十九世纪末的主流话语。卡汉教授还结合约翰·密尔、霍布豪斯等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对自由主义2.0版本的特征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
与此同时，卡汉教授还将自由主义放置在更大的政治思想谱系中，在比较中更全面地解读自由主义2.0版本的处境。其中，他着重讲述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卡汉教授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1800—1873年为第一阶段，此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紧密融合并且互相促进的——1848年的德意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873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均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当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且内部分化日益严重时，它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复杂。除此之外，卡汉教授还比较分析了自由主义与天主教义、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德意志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
第四讲：自由主义 3.0 —— 从哈耶克到罗尔斯及之后
第四讲中，卡汉教授回溯了第三波自由主义的形成逻辑与发展脉络，指出其作为对极权主义崛起、意识形态对抗与市场失序的历史性回应，诞生于一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动荡时局之中。三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依次登场：以沃尔特·李普曼对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共同批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主张、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与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往往试图调和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重申政治自由、市场与道德三柱支柱，以对抗共同的极权主义敌人。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运动为代表的第二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则在冷战稳定与技术理性的信念下，转向了高度“薄化”的自由主义：以政策调适取代价值争论，以管理逻辑替代制度辩论，力主建立起一种“灰色乌托邦”（Utopia in Grey）的去意识形态观。而自1968年起的第三代反极权自由主义者，重新陷入平等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从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到诺齐克的自由意志主义，再到弗里德曼式的新自由主义，三者之间不仅分歧尖锐，且各自依托自由主义的单一支柱展开论证，导致理论失衡与实践退化。卡汉指出，正是这一“单柱化”趋势，使自由主义在面对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崭新恐惧时显得无力。未来的自由主义4.0若欲重新获得解释力与号召力，唯有回归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道德三重支柱，以更具整体性、正当性与历史感的方式回应当代危机。
第五讲：保守主义的多种形态：从迈斯特到滕尼斯
在第五讲中，卡汉教授梳理并分析了欧美政治思想史当中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相比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内部组成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差异和分歧，体现在对市场、革命、移民等方面的不同态度上。同时卡汉教授强调，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思想深受所属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影响，因此，只有结合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加全面且深入地看清它们的特性，以及彼此间的联系。
在卡汉教授看来，尽管保守派内部存在诸多思想观念差异，但整体而言，他们普遍重视历史，捍卫传统，追求实用性，致力维系共同体秩序，以及强调经验、习俗和共识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抽象的理论则遭到他们的反对和批评。卡汉教授还归纳出保守派常用的修辞策略，包括诉诸历史、强调正统性和复杂性、抨击腐败以及“面纱遮罩策略”(veiling)。其中，他着重介绍了“面纱遮罩策略”，指出这一话语策略不同于直接将事实“公之于众”，而是借助传统、神话、文化符号等“中介”，构建出具有神秘色彩的叙事，从而增强共同体的道德效果以及凝聚力。
卡汉教授还结合柏克、迈斯特和滕尼斯的经典文本，介绍他们的思想主张。在这三名思想家当中，柏克和迈斯特都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反思，前者从经验、习俗等角度进行批判，后者侧重于从宗教角度加以质疑。滕尼斯则提出了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两个概念，并立足于空间和时间维度，论述了二者间的关系以及张力。
卡汉教授的讲座课程广受师生欢迎，课堂讨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提问、深入交流，课后亦主动与卡汉教授展开对话，展现出浓厚的学术兴趣与求知热情。
在五讲课程圆满结束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仪式，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欧阳晓莉教授首先感谢参加此次课程的全体成员，大家能冒着酷暑前来参加此次课程，实属不易。同时她也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卡汉教授赠送纪念品，以示感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为全程参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课程的师生颁发了结业证书。最后，卡汉教授、欧阳晓莉教授和李宏图教授与参与讲座的全体师生合影留念。至此，2025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国际暑期学校“史学研究的范式：经典与前沿”第一期课程圆满落下帷幕。
撰文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李嘉琪 庄馥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