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6日至7月10日，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邀请，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复旦大学国际暑期学校讲授“从清王朝到中华民族：1750—1950年全球比较视野下的分裂与重塑”（From Qing Dynasty to Chinese Nation: Schism and Reintegr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Global Context, ca. 1750-1950）专题课程。
彭慕兰教授曾获古根海姆基金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与环境史，对比较史学和世界史亦有浓厚兴趣。本次课程共吸引了一百四十余位来自国内外顶尖高校的青年学子，他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香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院校。
第一讲：对清朝前中期的边疆、边民（frontiersmen）与家族的再思考
作为专题课程的绪论课，彭慕兰教授梳理了近代领土主权观念的转型以及清王朝边疆移民与移民群体观念的长期演变。传统王朝以“人群”为核心依据来界定疆域边界与统治对象，奉行同心圆式的天下秩序。农耕定居被视作文明与直辖治理的前提，班固、晁错等大臣的治理观念就体现了中原对游牧族群的隔离管控思路。而清王朝进入鼎盛时期之后，疆域逐步定型，开启了向近代领土国家转型的独特路径。
彭慕兰教授详细梳理了清王朝的边疆政策演变。在清前中期，政府鼓励战后内地移民填充荒芜腹地，但严格限制了可能挤压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的边疆拓殖，对矿工、商贩等非农移民长期持防备态度，视流民为社会不稳定隐患。嘉庆和道光年间，大量舆图、文献问世，强化了西北与中原故土的历史联结，朝野亦逐渐意识到西北矿业、农业的开发潜力。1815年前后，西北、西南、台湾等地的边疆政策均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革，朝廷逐步将非农耕从业者纳入保甲、乡约等治安组织，视其为安分良民。
彭慕兰教授总结称，上述思想变革发生于清王朝国力衰微的阶段，龚自珍、魏源等士人提出的宏大边疆治理蓝图难以落地；即便思想层面的转向，也并不彻底。但这一对边疆的全新思考，使得清廷与话语权渐重的汉族文人，在19世纪中叶中原腹地遭遇危机时，没有如汉、唐两朝一样放弃内亚边疆，反而选择了加大经略力度。这一思潮亦是1911年后民国乱世中，各方坚持保全清代完整疆域的重要思想背景。
第二讲：危机时代的边疆治理——1800至1870年间的移民、动乱与制度重建
第二讲中，彭慕兰教授聚焦19世纪西南边疆（辅以蒙古内地和新疆地区）的动荡，分析因人口膨胀与灾荒频发而催生的大规模农业移民如何导致了多处边疆治理政策发生转向。朝廷不再秉持一视同仁的治理原则，转而扶持各方势力中的外来移民，由此在西南、西北多地引发了族群冲突，接连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杜文秀起义、西北东干起义等大规模战乱。清廷国库因金川之役、白莲教起义耗尽，绿营体系战力衰败。清廷被迫大规模招募乡勇纳入正规军，大批西南、湖南军功底层武将崛起，官员回避制度在边疆形同虚设。
彭慕兰教授同时指出，过往学界对“改土归流”的看法非黑即白，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多数地区的变革更为细腻、循序渐进。大量土司得以保留职位，但朝廷通过增设多重监察机制，削减了土司的固有特权。部分土司失去世袭身份，但其本人或子嗣转型为地方精英（如驻防武官、税吏、保甲长），或是考取低等功名。
彭慕兰教授以太平天国运动与杜文秀起义为例，进一步论述了边疆移民如何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边疆秩序重建。广西客家与土著族群之间爆发冲突，底层矿工、非农流民、瑶族等边缘少数民族构成了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根基。云南本地族群与湖南农业移民争夺耕地，官民合力压迫本地族群，回民起义实为多族群反抗外来移民与偏私官府的联合运动。战后清廷重构财政，依靠厘金、海关税补充国库，曾国藩湘军模式成为了建军范本，岑毓英、杨玉科等矿业出身的边疆军功大员长期扎根本土，稳固地方势力根基，执掌西南治理。
彭慕兰教授总结指出，19世纪中叶是重大历史转折点，但其历史断裂程度往往低于学界固有认知。以团练为根基的新式军队，其雏形早在1850年之前就已成型。地方实权群体崛起，但并不局限于传统士绅，矿主、少数民族木材商人、具备商业资本的地方豪强（如杨玉科）均跻身权力阶层。朝廷在偏袒拓荒移民的政策引发大规模动乱后，重新联合多方本土势力恢复边疆秩序，但其鼓励移民、开发边疆的整体导向并未彻底逆转。朝廷不再试图在各族群间居中调停、维持原状，而是依靠移民实边、产业开发实现边疆财政自给，以此稳固疆域统治。
第三讲：深入基层——1870至1930年代多元交融与近代转型的边疆
第三讲中，彭慕兰教授着重探讨了1870至1930年间的边疆国家建构。在课程开篇，彭慕兰教授总结了目前学界的主流分析框架与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评判晚清、民国边疆国家建构的历史遗产；二是如何评估1945年前后边疆局势的发展“大转向”，同时亦有大量研究跳出了“大转向”叙事，试图归纳行政制度与社会经济趋势的历史延续性。针对学界主流研究视角，彭慕兰教授指出传统分析框架存在一定局限性，认为需要聚焦省、县地方基层的国家建构实践，同时关注弱势中央政府在国际法外交、边疆本土势力维系上的关键作用，尤其民国对清朝法统继承权的宣告，这是维系边疆主权的核心举措。
针对民国承接清代疆域、确立“五族共和”的历史选择，彭慕兰教授指出，革命党摒弃“驱除鞑虏”的单一民族主义，核心是规避列强扶持边疆势力独立、蚕食内地的风险，加之政权人事更迭、获取外交法理支撑等现实需求，是维护边疆主权的务实选择。他同时提出了超越现有研究的分析维度，需结合长期历史观念演变、边疆战后重建史实以及中央与地方治理体系的矛盾互补关系进行综合研判。
彭慕兰教授在接下来重点对比分析了各边疆区域的差异化治理模式。西南边疆以云南为核心，在岑毓英主政时期依托矿产和商业税突破中央财政缩减困境，吸纳本土精英与军功官员，推行土司体系与新式衙署并存的渐进改革，近代化转型平稳有序。北方边疆、西藏以移民实边和土地税收为核心，本土精英亲清属性更强，列强施压更严峻，族群矛盾更为突出。此外，新疆治理历经汉化改革、政策摇摆、保守统治、依附苏联四个阶段，政策反复动荡。东北依托资源开发形成省级自主势力，深度绑定列强，最终局势失控。康区受多方制约，建省开发计划彻底失败。
彭慕兰教授在课程最后总结了近代边疆治理的共性规律。晚清民国的中央政府长期缺乏边疆实质管控能力与财政支撑，仅靠外交斡旋与优待精英的象征性手段维系主权。边疆土地、矿产开发红利尽数留存地方，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内地移民与本土族群的矛盾。相较于其他边疆区域，西南边疆凭借税源独立、远离战乱与列强冲突、改革节奏温和等优势，成为近代边疆渐进式近代化转型成效最显著的区域。
第四讲：20世纪前期中国边境的矿物、税收与竞争性国家建构（competitive state-building）
第四讲中，彭慕兰教授主要讨论边境矿业开发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财政国家构建的意义。他指出，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试图扩大其税收收入，提升国家能力。对农业不发达的边境而言，矿税、鸦片税是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慕兰教授首先以个旧锡矿为个案，讨论了边境政府对矿业和矿税的重视，并指出该矿产的开发自中法战争之后，持续受到云南省级政府的支持。之后，他重点介绍了民国的政治思潮与边境开发之间的关系。国民党政府致力于对边疆地区展开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代表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设想。这种热潮推动了民国时期对于西北地区的建设。
彭慕兰教授在讨论中，将重点放在20世纪前期对边疆建省（provincialization）上。他指出，相比于清代在新疆等地的建省，民国时期在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等地建省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西康、阿尔泰等地则遭到了失败。而这种失败恰恰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即中央和地方没能在移民、财政等问题上达成合意。在这点上，彭慕兰教授以盛世才治理新疆为例展开了说明，盛世才在苏联的指导下，对新疆的矿产进行了开发，而苏联对新疆治理的影响则长期存在。相比之下，东北地区则不同，东北开发从来被中央和地方视为理所当然，其问题在日军入侵后才突显。
彭慕兰教授总结称，不同边疆地区的个案显示，中国的边疆整合是国际政治、央地关系、财政问题多方面结合的产物。他提醒大家注意，中国边疆的整合农耕核心区的国家整合步调并不一致，其发展历程值得深思。
第五讲：重建领域与民族——边疆作为（想象中的）人群塑造空间
第五讲中，彭慕兰教授回顾了第一讲中涉及的话题——边民。从民国时期形成的民族思潮和民族政策入手对此进行回答，他首先指出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三个维度——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帝国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并着意强调同化主义对于民国边疆政策的意义。
彭慕兰教授具体梳理了以同化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观念的流变。同化主义源自清末兴起的汉民族主义，并很快走向了“五族共和”的口号。梁启超、顾颉刚、潘光旦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理论，借北京猿人等古生物证据论证本土同源，同时诞生了“汉人使命”叙事。此外，1925年绘制的《中华国耻地图》着意强化了边疆国土焦虑。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边疆建省、改造边疆族群的理论依据。
之后，彭慕兰教授对比了国共边疆治理逻辑。国民党在理论层面坚持刚性同化，但在实操中延续了清代羁縻传统，对内蒙、西藏、西南采取差异化柔性策略，外蒙古独立成为其边疆治理的重大挫败。在具体施政上，国民党依赖地方军阀、边疆旧式精英来维持边疆政策。而中共则依托列宁民族理论与统一战线，长征后在延安形成了灵活的边疆动员路线。1949年后，新中国以兵团、国有工矿开发重构边疆，组织女性移民平衡边疆人口结构，塑造了“奉献、建设、追求现代性”的拓荒者意识形态。
彭慕兰教授总结称，当代中国疆域框架承袭清代版图，但民族统一的思想内涵、治理工具持续迭代。他进一步强调，由晚清经民国到新中国，边疆治理既有彻底革新，也存在长期历史延续性，是传统遗产、外来理论与现代国家建设结合的累积产物。
结语
在五天课程圆满结束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欧阳晓莉教授主持了简短的闭幕仪式，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彭慕兰教授赠送了纪念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全程参与课程的听众颁发了结业证书。最后，彭慕兰教授、欧阳晓莉教授及参与课程的全部听众合影留念。至此，2025年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外经济史”国际夏校第三期课程圆满落下帷幕。
撰稿人：陈晓、王智博
审核人：欧阳晓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