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9日至7月3日，著名的经济史、东亚海洋史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荣休教授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邀请，在历史学系国际暑期学校讲授“帝制中国的货币与政治经济”（Mone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Imperial China)课程。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莱顿大学等校的百余位师生参与了此次课程。
在第一天的课程中，万志英教授首先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治与经济体制对推动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主张国家的核心作用在于界定并执行产权。Daron Acemoglu 与 James A. Robinson在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一书中指出，包容性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是一种让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充分发挥才能，并使人们能够依据个人愿望做出选择的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必须由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与强有力的中央治理来保障。万志英教授提出“财政国家”（fiscal state）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国家体制可划分为四种形态：1、重农军国（militarist physiocratic state），将脱胎于军事组织的社会等级与义务体系同农业经济相融合，代表时段为秦朝至西汉前期；2、重商主义国家（mercantilist state），国家以强势的姿态干预经济，代表时段为汉武帝时期及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政策；3、协同财政国家（synergistic state），政府积极与商人合作发展经济，代表时段为唐宋变革时期；4、供应国家（provisioning state），主张统治者应当保民、维护道德，不应向人民索取，且将农业视为经济的根基，代表时段为明清时期。
万志英教授从战国时代的经济哲学讲起。在战国时期，农业是经济与国家财政的基础，因此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以重农主义居多，例如魏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以及商鞅在秦国变法，要求支持农业发展、加重商业赋税等政策。托名为管仲所作的《管子》的前半部分同样认为商业与农业存在竞争关系，将人群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重视民生的孟子肯定理想化的“井田制”，认为农业是财政的源泉。荀子则主张“田野十一，关市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认为国家应控制财富，鼓励商业，不收商业税。
万志英教授进而介绍了秦汉时期的财政制度。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地方官员以此为基础统一了地方商业市场的度量。万教授援引里耶秦简的记载，指出秦朝对人口流动控制非常严格，官府若发现流动人员，会进行盘问。《二年律令》等出土文献表明，汉朝建立之初，在法律上极大程度遵循秦法。汉文帝以黄老之术治国，实行减税，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汉武帝则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动员经济资源，国家以强势的姿态干预经济，通过操控贸易条件与供给结构，确保财富与货币的流入，如实行平准法、盐铁官营，推行五铢钱等。至新朝，王莽将《周礼》视为理想政治的参照，希望限制豪族势力。由于其政策违背官僚阶层的利益，且施政混乱，引发了各种经济问题，不久即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的课程首先讨论了中国的货币理论。万志英教授介绍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货币理论。其认为货币是由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需求而催生的，是一种交换媒介。贵金属货币（金与银）的价值始终与其作为商品的金属价值紧密相连。万教授指出，这一理念与中国早期文献对货币的认识大相径庭。中国的货币思想普遍认为，货币由国家创造，目的在于道德秩序，保障民生，确保民众对国家的忠诚，而非促进贸易（如《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管子·轻重篇》主张“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司马迁对货币的认识有所不同，认为货币不是由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民众自发使用的，但仍主张货币应由统治者统一发行。至东汉，《汉书·食货志》也认为圣王创制了市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市场与货币的意义在于聚集财富、充实国家，而不是满足民众的需求。中国的货币理论普遍认为货币由统治者铸造，目的在于为百姓提供福祉而非促进贸易，这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货币理论非常不同。
接下来，万志英教授转而讨论唐宋时期国家财政的变革。唐前期恢复了重农军国的体制：实行均田制，由国家控制土地所有权；采用租庸调制征税，以人丁为单位，向成年男子征收实物税收和劳役，并发行货币开元通宝。安史之乱削弱了唐朝的力量，促成了经济中心的南移及人口的南迁，均田法随着政府权威的衰落逐渐失效。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下，北方诸藩镇不向朝廷纳税，东南地区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心及财政的主要来源。安史之乱后，朝廷进行财政改革，刘晏通过盐业垄断扩充税源，盐税在晚唐时期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的来源。780年，杨炎推行两税法，每年以分别以货币、谷物的形式两度征税，向财产多的人户多收税，事实上接受了土地分配不均、国家无法控制土地分配的现实。这一改革引发了许多反对的声音，如陆贽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主张不应根据财富多寡改变税额，且支持租庸调以实物征税的方式。但由于均田制度不复存在，两税法的施行已成为定局。
至唐宋转型时期，大量人口已从中原地区迁移到了东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稻的兴起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人口增加；南方的航运降低了运输成本，国内形成了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内市场；煤、铁、瓷器、丝绸、造纸、造船技术的创新推动了工业发展，形成了许多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城市；海上贸易得到发展。万志英教授将唐宋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概括为协同型财政国家（synergistic fiscal state），这一体制承认市场具有自主运行的能力；税收方式从实物税转向以货币缴纳的商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对财富实行累进征税；同时积极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如运河、防洪、围垦、赈济。这一时期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现实的变化也引起了经济思想的革新。宋代的财政政策延续了两税法，同时货币税收在全体税收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由于宋代面临持续的边境军事压力，需要不断增加税负来保障国家安全。宋神宗采用了相对激进的对外政策，增加了对军队的财政投入，在此背景下，王安石推行新法，将《周礼》作为改革的正当性来源，并祖述桑弘羊、刘晏的经济政策，推行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鼓励海外贸易以拓展税源，大幅提高国家铸造的货币量。万志英教授认为这一改革体现了“官僚企业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的精神。
第三天的课程中，万志英教授介绍了10-15世纪中国存在的多元货币系统及纸币的兴起。唐五代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南唐有铜矿资源，故铸造铜币。楚、南汉、前后蜀等国家则因为缺乏铜矿资源而发行铁币。北宋制造了大量的铜钱，《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商人在售卖成串铜钱的场景。万志英教授着重讲述了纸币的历史。唐朝已经出现了名为“飞钱”的纸质兑汇票证，相关机构起初诞生自民间，后被政府接管。这类纸质信用凭证延续到了宋代，被称为“便钱”。宋代又出现了“交引”，政府将其发给把军需物品运输到边疆地区的商人，可以兑换现金或盐、茶等商品。总而言之，在纸币出现之前，宋代商人已经对纸质信用凭证非常熟悉。
纸币“交子”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期的四川。当时四川地区不仅有丝绸、茶、出版等活跃的贸易活动，而且处于边境线，有供应军队的需求。受制于金属货币不足，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1023年益州交子务设立，由国家垄断交子的发行，每两年更新一次纸币，以控制交子的发行数量。在发生战争时，交子主要用于供应边防，非战争时期则用于私人贸易。其后由于交子的发行量不断增加，价值降低，官府改发钱引，以1:4的比率兑换交子，稳定交子的价值。在1120-1130年代宋金战争期间，政府大量增发钱引，其在四川的使用比例甚至达到了98%之多，钱引逐渐取代铁币成为了区域性标准货币。
至南宋，1161年宋金战争时期，南宋朝廷发行会子，主要在杭州及周边东南地区使用。战争结束后，宋孝宗本想收回会子，但会子受到了民间商人的欢迎。至1200年，南宋境内有行在会子（京会、东南会子），四川钱引，淮南会子和湖会等多种纸钞并行，朝廷以“称提”制度管理纸币。纸币广泛参与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南宋判例集《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许多以会子购地、作为订婚礼物和遗产的法律案例。中国经济史上纸币的独特之处在于，纸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的一部分，而欧洲虽然也出现了纸质商业票据，但都是在私人贸易中使用，政府不加干涉。
接下来，万教授介绍了大航海时期东亚贸易中的宋代货币。宋代，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十分兴盛。在12到13世纪，宋朝在广州、宁波、杭州与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泉州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城外有专门的贸易区沿河而设，还有清真寺沿海滨分布。中日海上贸易也非常兴盛。日本用黄金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精美的货物，称为“唐物”，折扇等物品也从日本传到了中国。南宋时期，由于日本对中国铜钱有较高需求，同时中国开始大量使用会子。在推拉作用下，铜钱大量传入日本，甚至成为了日本的主要货币。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关白兼太政大臣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就有“近代渡唐土之钱，于此朝恣卖买云”的记载。日本博多港成为中日贸易港口，出现了城市中心的中国人聚集区“唐房”及中国商人出资建立的圣福寺、承天寺等寺院。
万志英教授将东亚海洋贸易中的中国铜钱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货币（standard money），货币价值由铜本身的金属价值决定，同时具有转移价值（transfer value）和储藏价值（store value），能够向国家缴纳税赋，开展跨地区贸易，清偿公私债务。一类是交易货币（transactional currency），主要在地方性、日常的贸易活动中充当交换媒介，货币的名义价值与金属价值可以分离。两类货币分别代表了不同货币使用需求，且二者之间存在张力。政府控制标准货币的发行，但市场的实际情况非常多变，私人商业活动总是介入货币的生产。最后，万志英教授还分享了大航海时期亚洲其他地区的货币，如越南的贵钱、便钱，琉球的无文、鸠目等。日本虽然在16世纪发现了很好的银、金、铜矿，但直到1636年，德川幕府才建立了由标准黄金货币（大判、小判），银币（丁银）和铜币（宽永通宝）组成的货币系统，不再依赖中国铜钱。
第四天的课程关注白银经济的形成、消失与全球贸易的开展，万志英教授从银成为货币单位之初讲起。金朝推行了交钞、贞祐宝券、天兴宝会等数种与金属货币并行的纸币，其中天兴宝会是第一种以银的货币单位“两”计量的纸币。元代完全使用纸币。1260年，忽必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成为蒙古的标准货币，在与白银的兑换比率上沿用了金朝的标准，2贯中统钞可兑换 1两白银。1282年，政府禁止了中统钞与白银的自由兑换。同年，元朝政府采用“两（liang）”和“锭（ding）”等白银的货币单位作为财政的记账单位、计量纸币。 1287年，元政府发行至元通行宝钞，但中统钞没有从流通货币中完全消失，且元政府以中统钞为单位计量财政。至1309年，政府发行至大银钞，尽管名为“银钞”，但其并不能与白银兑换，仅一年后便停止流通。万志英教授介绍了朝鲜半岛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中关于买卖的有趣语言现象。如书中所说的“五钱”，虽然使用了银两的计量单位，实际指的是100文面值的至元钞，而非银两。
明初继续使用纸币，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但由于财政管理不佳，纸币在15世纪初快速贬值，实际上已退出市场流通，被银元和铜钱取代。1430年，巡抚周忱在苏州松江等地进行财政改革，以棉布、银币的形式征收地税，并在1436年将这一改革扩展到整个南直隶和浙江地区。15世纪后期，明代的国家财政开始白银化，148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将部分白银税收从太仓库转移到前线军队中，1488年推行均徭法，将部分劳役转为银差。1570年后，首辅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以白银统一征收各类税赋与劳役。
尽管政府限制出海贸易，明朝与世界的贸易并未被完全禁止。16世纪30年代，日本石见银山开采，同时，秘鲁的银矿也被发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先后将白银带来亚洲，全世界的白银先后流入中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大量白银的流入推动了晚明的经济繁荣，《南都繁会图》描述了当时南京城的贸易盛况。日本政府对白银的外流非常担忧。1640年代起，流入中国的白银逐渐减少。1668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严厉的白银流出限制令，后续几乎完全禁止白银外流。
白银进口的减少是否导致了明末的战乱与经济萧条？万志英教授认为，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进口数量虽然下降，但不足以对国内货币总量产生重大影响，他更倾向于认为17世纪的小冰期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业歉收及战争等内部因素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清朝建立后经历了短暂的萧条，到了18世纪则进入了康熙盛世，经济与贸易迅速发展，白银流入增加，人口迅速增长，物价相对稳定。同时，中国在西南地区发现了铜矿，在康熙盛世，主要的支付手段是铜而非银。铜钱用于日常的贸易，而银在大型贸易活动、长途贸易活动中使用较多。
1757年，清廷设立“广州十三行”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广州模式下，仍有大量外来货物进入中国。自1826年开始，因为鸦片贸易，白银开始从中国外流，但鸦片战争后这一趋势有所放缓。到1857年后，尽管鸦片仍在大量进入中国，但白银外流的趋势暂停了。根据万志英教授的统计，1826-1855年之间，白银显著外流，但1857年开始，白银的流入量又超过了流出量，且流入的速度较1826年以前更快。万志英教授对白银流动变化的解释是，清嘉庆年间，沿海地区大量使用外来的银元（番银、洋钱）。19世纪，美国成为将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国家，其输入的主要是墨西哥银元。19世纪前期，墨西哥政府力量衰落，银元由民间自发铸造，但此种银元成色较差，中国商人不愿接收。1850年，墨西哥政府恢复了对银元铸造的管制，因此19世纪后期，相对高质量的墨西哥银元流入了中国，银元流入量增加。影响白银进出口的主要是中国内部的经济形势及商人的意愿，而不是世界市场的变动。
1870年前后，世界多数国家开始采用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才开始用法币取代银元，中国货币银本位制的时代终结了。总而言之，从宋朝开始，中国一直存在多元的货币制度，政府与民间在不同贸易场景下使用不同货币，有时会对某种特殊的货币有较高的需求和偏好，中国市场18、19世纪对银元的特殊需求，使“元”成为计量货币的单位沿用至今。
在第五天的课程中，万志英教授讲述了明清时期的财政体制。他首先回顾了课程伊始讨论的近代早期欧洲的财政国家体制。以英国为例，近代早期，国家政治权力向中央集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不断扩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主要向商业活动与消费征税，不依赖地税。万志英教授认为，唐宋变革时期的“协同财政国家”体制，在很多地方与近代早期欧洲接近。但明清时期采取了新的财政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复兴了“军国—重农国家”政策（militarist-physiocratic state），但到了明中后期，朱元璋建立的国家秩序逐渐瓦解。特别是在土木堡之变后，自给自足的军户制度逐渐难以维系，明朝开始沿长城设立常备边防驻军（九镇），并以白银支付军饷。 1488年起，明朝廷在全国推行“均徭”改革，将劳役折算为银两缴纳。国家财政日益“白银化”（silverization），最终在“一条鞭法”中得到制度化。
万志英教授指出，仁政国家（providential state）是明清时期的典型国家形态，其特征在于基于儒家政治理念，强调保障自耕农家庭的生计与福利；实行低税政策，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土地税）；政府公共投资水平较低；奉行较为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从而促进了斯密式市场的发展（Smithian market dynamics）。1713年，康熙皇帝宣布将田赋税额永久固定在当时的水平。1729年，清政府实行“摊丁入地”政策，将地税和丁役合并，根据土地占有面积，以白银一次性缴纳税收，清政府此后一直没有重新进行全国性的土地丈量，因此田赋仍然依据明代的税额标准征收。1772年以后，清朝停止了全国人口登记。清政府不再能追踪每户人家的实际土地保有量，也不再关注人口流动的情况。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一税收模式不用考虑实际的社会与市场变化，较为透明，便于从地方政府收取更多的税收。地方政府则持续面临财政匮乏，且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有限，往往将水利、赈济等公共职能转交当地精英来完成。这一趋势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国家恰恰相反，后者强化了其对地方资源的控制。在世界范围内，明清时期的人均税收很低，而清朝的人均税收更低于明代。亚当·斯密不满当时英国政府的政策，认为中国的税收精简、税额低，没有高额的对外关税，将中国视为英国应该效仿的理想模型。
18世纪，清朝的财政系统平稳的运转。但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面对白莲教叛乱等危机，财政系统开始无法应对。19世纪早期，在道光衰退时期，面对气候变化、黄河决堤等危机，清政府开始难以应对。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国家的压力，使得清政府意识到原有的经济体制难以维系。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培养外交人才，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引进武器制造技术和造船技术。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逐渐具备商战意识，希望发展贸易，维护中国的“利权”。为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政府通过征收海关税和厘金大幅增税，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税收在GDP中的占比仍远低于其他国家。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中央政府的税收与GDP的比率远低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等国家。
万志英教授总结称，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天堂，但国家财政能力有限。在近代早期欧洲，推动经济增长的并非自由市场，而是熊彼特式动力（Schumpeterian dynamics），其中包括不均衡市场、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战略产业、推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推动和由需求驱动的发展等。始于唐宋变革时期、延续至宋朝的协同财政国家（synergistic state），有着强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但这一发展被蒙古入侵和明初的经济政策打断。明清时期的供应国家（provisioning state）体制致力于减轻民众的负担，但导致国家财政能力薄弱。到了19世纪，清政府虽然推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但已难以解决国家积弊。
万志英教授的课程广受师生欢迎，课堂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同学们在课上、课后纷纷向万志英教授提问，万志英教授皆耐心回应。五天的课程结束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欧阳晓莉老师进行了简短的闭幕总结。欧阳老师感谢了万志英教授的精彩授课及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并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万志英教授赠送纪念品，以示感谢。最后，万志英教授、欧阳晓莉教授同参与讲座的全体师生合影留念，课程圆满落下帷幕。
学员感言：
赵紫晴：五天课程中，万志英教授围绕中国历史上的财政与货币问题展开讲授。课程以“财政国家”（fiscal state）为中心，将中国置于这一分析框架中，与“大分流”、国家能力等议题展开对话，让我对于国际学界在经济史、财政史领域近几十年的转向有了全新的感知。同时，课程打破断代与专题的界限，纵横先秦至晚清，由货币思想延伸至财政制度，从长时段考察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并非某一具体结论，而是这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它提醒我，理解一个制度，不能停留于某一时段，而应放回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课程之外，万志英教授也始终耐心、细致地回应每一个问题，乐于与学生们一起思考和讨论。在课程的结尾，万教授提到，他去年已经退休，此次来到复旦大学国际暑校重返讲台“is a great pleasure”。能够近距离聆听一位始终关注学术前沿、步履不停的学者的思考，于我而言也是荣幸且充满意义的经历。
宁杨：万志英教授系统梳理了中国从战国至晚清的财政制度变迁。例如，在中古史部分，他将唐宋变革置于“协同型财政国家”的理论框架下加以审视，相比于以往更多关注均田制、租庸调的制度细节，提醒我们，安史之乱后的盐政、赋税改革，不仅是财政技术的调整，更标志着国家从直接支配土地与人身，转向承认市场自治、依赖间接税和货币财政的历史性转型。同时，万志英教授凭借其开阔的视角，将中国的货币财政经验置于全球“大分流”的对话中，使得课程颇具全球眼光。纸币的先行、白银化的曲折、财政能力的缩放，不仅是中国内部的制度兴替，更是前现代国家如何应对市场扩张与军事压力的共同命题。这种比较视野，使我重新思考中古时期的财政实践，为我打开了新的问题场域。
撰稿人：曹宇明、唐寅
审核人：欧阳晓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