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9日至7月3日，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邀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罗伯特·费尔勒荣誉讲席教授（Robert Ferrell Chair）、知名近现代法国史学者Rebecca L. Spang在历史学系国际暑期学校讲授“货币与政治经济学：从金融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约1680—1800年）”（Money and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c. 1680–1800）专题课程。
Spang教授在2022年当选美国古根海姆学者（Guggenheim Fellow），主要研究18至19世纪欧洲政治史、文化史与货币史。本次课程共吸引了四十余位来自国内外顶尖高校的青年学子，他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以及法国图卢兹二大等院校。
第一讲：1688至1815年间欧洲的政治与经济
在第一讲中，Spang教授首先梳理了自20世纪以来英美学界的相关核心研究，厘清了“长18世纪”、“光荣革命”、“启蒙运动”、“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及全球白银流动网络等关键历史概念，为整个课程搭建起重要的理论框架。她提出，政治与经济从来息息相关。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依靠“秘鲁地区”（即今玻利维亚）的银矿开采和全球白银贸易（将美洲的白银运往明代中国以换取茶叶和瓷器）获得巨量财富，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然而，西班牙王室既未能实现银矿开采的专有权，也无法有效遏止猖獗的白银走私活动，最终导致国家在随后的国际竞争中逐步走向衰落。
随后，Spang教授以英格兰和法国为例，进一步阐释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她指出，虽然旧制度法国（Old Regime France）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实现了政治与军事集权，成为欧洲强国，但其财政运转却始终高度依赖私人借款维持。除国家税收外，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absolutist monarch）会通过向私人银行家（如著名的日内瓦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借贷，来推动政策实施与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完全依托国王个人意志和品行运作的模式，虽然见效迅速，但是稳定性较差：一旦政权遭遇军事挫折和社会动荡，借贷利率便会激增，国家的财政体系也将难以为继。
与法国不同的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格兰议会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税收与财政支出，国家财政运作不再以国王个人为主导，转向以国家整体的偿付意愿和偿付能力为核心。这一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性变革，有效降低了英格兰的债务违约风险，提升了国家金融信用，从而降低了借贷利率。同时，英格兰建立了一批灵活、高效的金融机构（如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实现国家财富与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是金融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
第二讲：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实践
在第二讲中，Spang教授首先集中回应了第一讲课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她指出，在16—18世纪，货币的持续性短缺造成了欧洲社会信用文化（culture of credit）的盛行。无论是政府机构的运作、市场商品的流通，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欧洲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高度依赖信用体系。
如果说旧制度法国依靠君主向私人银行家贷款维持财政，那么由代议制议会主导的英格兰，则通过特许经营公司向社会与私人募集资本。其中，至今仍在运营的英格兰银行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这家成立于1695年的金融机构由议会中的辉格党人掌控。它一方面吸纳了大量社会精英与权贵资本，包括英王威廉三世、其配偶玛丽二世以及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等知名人士的投资，利用名人背书提升自身信用；另一方面，它通过创立“黎凡特公司”和投资“东印度公司”等特许贸易公司，实现资本的快速增殖，并持续扩大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当然，金融市场的探索不可能全然成功。例如，托利党人在1710年创立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一般被视为对托利党人对政敌辉格党人的回应），最终演变为一场金融泡沫。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政府委托苏格兰人约翰·劳操盘运营的“密西西比公司”（Compagnie du Mississippi）同样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泡沫危机。
最后，Spang教授特别强调，尽管政治制度的变革极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发展，但是代议制政府并不是其能够在18世纪欧洲各国当中脱颖而出的唯一原因。自17世纪以来，英格兰对非洲、加勒比、北美及亚洲地区人民的殖民、剥削与奴役，同样是其实现资本积累和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
第三讲：小零钱、大问题
在第三讲中，Spang教授以比较历史的视角，对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欧洲的货币问题展开探讨。在17世纪下半叶，英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以及法国政治理论家雅克-贝尼涅·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相继提出绝对王权理论，主张君主应当垄断国家铸币的权力。对此，Spang教授指出，至少在金融领域，彼时的欧洲君主实际上并不具备绝对权力。除了高度依赖信用以外，这些君主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牢牢把控铸币权，仅能够在统治范围内设定货币兑换汇率（甚至连法国国王都无力在全国推行统一汇率）。这带来了货币成色参差不齐、区域间贸易往来受到限制等问题。
零钱短缺是早期现代欧洲所面临的另一重困境。正如第一讲所述，由于欧洲本土贵金属（黄金与白银）储量匮乏，且美洲开采的白银又持续流入明代中国，欧洲长期面临市场上货币不足的困境。其中，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小额零钱尤为紧缺。与此同时，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损耗，加之普遍的假币和“硬币剪边”（coin clipping）乱象，进一步加剧零钱的短缺（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为此，英格兰于1696年启动全国范围内的货币重铸（Great Recoinage），由王家铸币厂收回劣币和假币，并回炉熔铸新币。不过，这场改革未获成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货币短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弗朗索瓦·维尔德（François R. Velde）的研究所言，小小的零钱引发了重大的问题。
与欧洲相比，帝制时期的中国基本没有陷入货币长期紧缺的困境。Spang教授将原因归纳为两点：一方面，中国本土的贵金属储量丰富，并且早早掌握了大规模铸造铜钱的技术；另一方面，与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不同，帝制时期的中国统治者秉持一套迥然不同的施政理念，认为朝廷有义务保障民众获得足够的小额零钱，以维持日常交易的正常运转。以上两大因素使帝制中国避免了钱荒。
第四讲：道德经济与市场经济
在第四讲中，Spang教授围绕“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与“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两大核心概念展开讨论。在18世纪的欧洲，道德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运行逻辑相互交织、激烈碰撞。在道德经济的框架下，熟人网络、社区传统与道德义务被看作市场交易的首要准则。民众普遍认为，政府与商人肩负保障百姓生计的义务，应当为公众提供价格合理的面包及各类生活必需品。而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利润和市场供需关系则成为交易的核心依据。商人基于自身收益与风险考量开展经营活动，甚至可以通过囤积、倒卖商品获利，不再受传统社区关系和道德义务的约束。
这两种经济逻辑的根本冲突，在18世纪欧洲和北美社会引发了关于美德与奢侈能否共存的广泛讨论，包括贝尔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大卫·休谟（David Hum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亚当·斯密（Adam Smith）、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等著名思想家均参与其中。这种观念层面的冲突进一步蔓延至现实社会，触发了一系列社会事件，包括英国多次的粮食暴乱（food riots）与法国的“面粉战争”（Guerre des farines）。
第五讲：法国大革命中的指券
在第五讲中，Spang教授结合她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物资与货币》（Stuff and Money in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系统探讨了旧制度末期及大革命期间法国的金融与货币问题。她指出，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主要通过开征新税、对外借款与卖官鬻爵制度（venality）三种渠道，维持政府运作和支撑对外战争。在大革命爆发后，这套传统的财政体系彻底失灵：税收系统全面瘫痪，对外借款利率大幅飙升、基于等级特权（privileges）的卖官鬻爵制度也被正式废除。新生的革命政府亟需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渠道。
为筹措资金，革命政府决定没收并变卖天主教会的土地和产业，用以清偿旧制度时期遗留的债务和维持政府的日常运作、并填补战争开销的巨大缺口。然而，这批国有财产（les biens nationaux）体量庞大、流动性差，既难以激发市场的兴趣，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拆分变现。为了破解这一困境，革命政府以没收得来的教会产业作为担保，发行了一种名为“指券”（assignat）的大面额临时债券。指券不仅可以在市场自由流通，其持有者更可凭证向政府兑付，以购置国有化的教会产业。在交易完成后，相应的指券会被即刻销毁，彻底退出流通。为了提升指券的市场吸引力，革命政府还为其设置了增值利息机制。
然而，约半数的法国天主教教士并未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更拒绝承认指券的合法性。更关键的是，随着国家财税压力的持续加剧，革命政府一方面不断下调新发指券的面额，以适配民众日常小额交易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无节制地超量增发指券。这一系列操作不仅彻底消解了指券以实体资产为依托的债券属性，更引发市场信心崩塌，最终导致指券大幅贬值，沦为近乎毫无价值的废纸。Spang教授提出，这一案例充分说明，无论是指券还是其他各种货币，其成败并非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货币运行机制和社会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语：
在五天课程圆满结束后，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欧阳晓莉教授主持了简短的闭幕仪式，并代表复旦大学历史系向Spang教授赠送了纪念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全程参与课程的听众颁发了结业证书。最后，Spang教授、欧阳晓莉教授及参与课程的全部听众合影留念。至此，2025年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外经济史”国际夏校第一期课程圆满落下帷幕。
撰稿人：黄俊、方捷
审核人：欧阳晓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