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良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1
页数: 616
定价: 198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73216519
作者简介：
张良，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供职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担任博雅博士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担任青年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献学，宋辽金元史。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元史》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这一主线，厘清版本谱系，在全面吸收新见史料以及同源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解决《元史》纂修、流传过程中诸多问题。
项目资助: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史》纂修与版本研究”〔项目批准号：22CTQ003〕最终成果，结项等级优秀。
目录：
序（党宝海）
绪论
一、学术史回顾
二、方法论梳理 -
三、研究旨趣
上编 《元史》版本及其流传
第一章 《元史》洪武本述略
一、洪武本的存世传本
二、现存洪武本的印次
三、洪武本的物质形态
四、洪武本的校勘价值
附录一 洪武板片统计简表
附录二 中国国家图书馆〔含北图甲库〕藏洪武本《元史》著录情况
附录三 《元史》洪武刻工名录
第二章 《元史》南监本研究
一、明正史南监本述略
二、《元史》洪武本与嘉靖本
三、《元史》南监本的修订与印次
四、跋语
附录一 《元史》南监本补板
附录二 《元史》明内府红格抄本著录情况
第三章 《元史》百衲本溯源
一、解析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元史》
二、中华书局《元史》修订与底本问题
三、结论
附录一 《元史》百衲本影印底本溯源
中编 《元史》的纂修
第四章 《元史》二次纂修考
一、前言
二、《元史·天文志》纂次考
三、洪武二年所修列传还原
四、由洪武本回溯编刊过程
第五章 《永乐大典》所见“元史”逸文考
一、《永乐大典》所见“元史”范围
二、《永乐大典》抄录诸史体例
三、《永乐大典》节抄“元史”之文本分析
四、两篇佚传的来历
五、结论
附录一 《永乐大典》引《元史》索引
附录二 《永乐大典》抄录《经世大典》误标“元史”例
下编 《元史》衍生文献研究
第六章 《庚申外史》传本甄微
一、前言
二、繁本系统解题
三、简本系统解题
四、传本系统的先后关系
五、结论
附录一 文本游移、劣化情况
附录二 简、繁本之间的体系性差异
第七章 《庚申外史》成书考
一、前言
二、材料来源
三、作者问题
四、结论
第八章 徐大年生平及诗文述略
一、徐尊生的生平
二、徐尊生的著述
附录一 生平仕履
附录二 撰修著述
参考文献
绪论
一、学术史回顾
有关《元史》材料来源、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自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赵翼等前辈奠定规模， 成果迭出。1935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元史》， 以洪武残帙配嘉靖南监本影印，书末附张元济《跋百衲本〈元史〉》，指出清乾隆、道光殿本种种妄改之处。 市村瓒次郎《元朝の實錄及び經世大典に就きて》、 余元盦《元史志表部份史源之探讨》则是最早系统梳理《元史》各部分材料来源的开山之作。
自1971年夏开始，中华书局组织开展《元史》点校，至1976年毕功。以此为契机，《元史》及其相关文献研究在此后一段时间颇受学界关注。在中华书局整理本当中，《元史》校勘水平以及学术成就无疑是较为突出的，甚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可以视作二十四史乃至《元史》本身整理校勘的标杆。在文本校理方面，无论是利用《元史》传本的精细程度，还是拓展中西参校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均相当深入，并在理论层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相应的，围绕《元史》纂修经过、材料来源、传本谱系、后世流传同样屡有创获，其中代表性成果有：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 马明达、汤开建《今本〈元史〉散逸在外的两个列传》； 邱树森《关于〈元史〉修撰的几个问题》；王慎荣《〈元史〉修纂中的几个问题》《对〈元史〉本纪史源之探讨》《〈元史〉诸志与〈经世大典〉》《〈元史〉列传史源之探讨》《对〈元史〉后妃、宗室世系二〈表〉的再探讨》《〈元史〉版本述略》； 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庚申外史〉作者权衡小考》； 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 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 刘元珠《从修史诸儒看〈元史〉之纂修》； 周清澍《〈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元朝名臣事略〉史源探讨》； 刘晓《再论〈元史·刑法志〉的史源——从〈经世大典·宪典〉一篇佚文谈起》。 这些成果相继问世，将《元史》纂修、史源研究进一步推进深化。同一时期，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 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在该领域亦有贡献， 不过成果本身属于材料排布，观点并无耳目一新之处。
随着旧有研究业已形成体系，至20世纪末，已颇有题无剩意之慨，加之元史与民族史学界视线转移，研究者对文献学问题的兴趣普遍弱化。即便是在此背景下，依然有不少重要成果面世。 当然，受限于技术水平和方法论层面的局限性，既有成果还存在种种不足之处：
第一，既有研究多关注文本“内证”，对属于物质形态层面的版本问题因袭成说，关照不足，陷入了“向壁观书”的窠臼。更有甚者，对版本学研究抱持轻视态度，浅学而广闻见者，每以洪北江“藏书家有数等”之说自矜。这也导致了对《元史》最早洪武刻本，以及其他存世抄、刻本的调查先天不足，留有修正空间。
第二，文本对照失之粗糙，部分观点因袭旧误，贻误后世。例如《元史·顺帝纪》同《庚申外史》之关系即需要重新审视。
第三，史料搜集尚有余地。早期成果受限于时代，大多不能穷尽相关文献。此外，文集、方志、谱牒、金石、类书等材料还有搜稽空间。例如《永乐大典》的利用流于平面、枝节，而明人文集中遗珠尚多，亟待系统校理。
第四，《元史》纂修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关照不足。围绕元代官修“世家”“时政记”尚有进一步挖掘余地。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元史》文献学研究条件已经和20世纪70、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元史》版本条件更新迭代。《元史》洪武初刻存世极少。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一书即以洪武残帙配明嘉靖八至十年南京国子监修补本〔早期南监本〕影印。其洪武板片多有描润，文本董理瑕瑜互见，而板片则大失旧观，绝不能以洪武原本等而视之。20世纪70年代《元史》点校伊始，国内并没有一部洪武全帙可资参考，故采用百衲本做底本实属不得已情况下的变通之举，在当时版本条件下，也算是最优选择。而经过近几年调查，版本条件已有很大改观。21世纪初，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党宝海老师即着手系统调查国内公藏《元史》版本， 最为重要的发现，无疑是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NC/2700/3933.13〕。与此同时，刘晓老师访学东瀛，携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史-I-2-73〕全部照片。以北大、京大两部洪武配南监本相配补，《元史》洪武刻本全貌几乎可以得到彻底复原，修订工作的版本基础自此获得根本性改观。在参与中华书局《元史》修订过程中，整理团队较早注意到百衲本的局限性。2020年中华书局决定调整修订体例，不再以百衲本作为校勘底本。
第二，新史料不断涌现、整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资料，都有大量新成果得到披露。例如，《全元文》《全元诗》泽被既广，实际上还有进一步利用、充实的空间；《经世大典辑校》在纂辑之初即受到广泛关注； 《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元代碑刻辑释》《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近年相继出版， 以此为契机，相关石刻材料、纸背文书不断得到披露；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艺风堂、柳风堂旧拓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均极大拓展了元史文献的外延。此外，国家图书馆及天一阁博物院所藏《元史》修纂者徐尊生文集材料同样颇有价值。 徐尊生，字大年，号赘民，晚号赘叟，元末明初淳安人，生于元仁宗延祐年间。明太祖洪武二年三月，受翰林修纂鲍䌹举荐，以布衣任史事，先后参与纂修《元史》《大明集礼》。金陵任职期间，曾代宋濂诸公草拟制诏，同前代遗老、当朝名士互有唱和，又多记史馆、礼局目见耳闻，笔下所载对徵文考献颇有裨益。方龄贵先生已注意到国图所藏文集资料的价值， 然而还有大量未尽之意，值得深入挖掘。
第三，《元史》衍生、关联文献研究日渐深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围绕《圣武亲征录》、 《六条政类》、 《国朝文类》等等， 均有足以统摄全局的成果，值得研究《元史》者参考。
幸运的是，文献研究凋敝的情况近年来有所转圜。如一些学者通过离析以《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判定其材料来源并还原形成经过， 此类研究在文献学一时凋敝背景下，擘画出更为广阔的研究面向，也为《元史》及其衍生文献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在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背景下，考订正史的专门研究也不断涌现。如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 邱静嘉《〈金史〉纂修考》、 陈晓伟《〈金史〉丛考》， 均属这方面代表成果。陈爽、聂溦萌主编《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 所收篇目亦属一时之选。苗润博《〈辽史〉探源》厚积薄发， 立足于中华书局《辽史》修订组经年积累，虽依从名相，附会陈垣“史源”学说，却在客观上暗合了顾颉刚古史辨之轨辙。流风所及，“史源”研究的风头居然一时无二，为“学术传播学”提供了有趣素材。文体学、书籍史厚积薄发，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给养。 《元史》文献学研究沾溉于此，探讨单篇“史源”“生命历程”的专论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鹦鹉学舌般起高调者有之，陷入机械化、庸俗化窠臼者亦有之，尤其需要研究者警觉。
二、方法论梳理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立足于以下朴素认识：“文献”本身包含文本内容与物质载体两个基本层次；“文献学”（bibliography）则是立足于文本及其载体的综合性学问。本书主要立足于文献学方法，关注《元史》诸传本的物质形态，注重文本内容与载体之间相互贯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自然需要逐叶翻检、上穷碧落的笨功夫。在此基础上，尝试亲近文献产生、衍变的时空情境，在历史学思路下，努力开拓《元史》版本研究的新局面。
（一）“文献学”与“文献方法”
当下人文学科已不存在纯粹的“旧学”，较之百年以前，其精神内核和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前中国古典文献学领域的共识、规范，无论是外在面貌还是精神内核，已经同传统学术有了很大区别。这背后则是“科学”意识对旧学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造。
传统分科但有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然搜稽旧说，可见“文献”之名，却无“文献学”之称。所谓文献学，其精神实质更接近于西方“新书籍史”（new bibliography）以及日本“书志学”“图书学”，产生至今也不过二百年左右。前者诞生于西方现代文学、古典学领域，侧重还原文本及其载体的“生命历程”。 20世纪初传入日本之后与旧学合流，催生了“书志学”〔又称“图书学”〕这一崭新学科。 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面世， 多据前人藏书志抽绎成文，将明清“书话”传统提升到一个相对体系化的高度，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序言》称赞道：“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出版后，对中国书籍的历史作简单的梳理，就变得非常方便。日本人关于中国书籍的著作，少有不是直接或间接根据此书以及更为简要的留庵〔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而作的。此外，我国的版本学家岛田翰所作的《古文旧书考》，亦使日本人对中国典籍情有独钟，并提供了大量资料。” 叶氏凭借其丰厚学养与日本书志学家砥砺切磋，在彼邦“书志学”史上亦有重要地位。而反过来，叶德辉个人学术视野拓展及水平进益，也同这类往来切磋密不可分。 《书林余话》记录了这样一则趣事：
日本松崎鹤雄书来问版本之事云：“书版有双线、单线、白口、黑口、鱼尾、耳子等名，往往见于藏书家书目及诸家题跋文中，不详其义，亦不知其在版中何处。”乞余答复。余向撰《书林清话》，以为此等处无关要义，故亦略之。今松崎鹤雄越国修问请益，不敢以其琐屑置而不言，因为书复之。
迄于清末民初，治版本者往往将行格单双、版心黑白、鱼尾形态、书耳有无之类目为琐屑小道且无关宏旨。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如森立之等亦不甚考究。叶德辉这段记载，也可以视作中日学者共同推进学术的一则公案。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以田中敬《图书学概论》及小见山寿海《书志学》介译以及戏剧性的抄袭公案为重要标志， 融汇东西的“书志学”受到了国内学界更多关注。我们今天娴熟掌握的文献学规范已同乾嘉诸老存在很大不同，除在精神实质上接续顾千里、段玉裁之外，也有意无意间从舶来谱系上吸取养料。《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康成曰：“献，贤也。”郑玄之说未必接近历史真实，却是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解说。自伪孔至于朱熹，无不从其轨辙。《大诰》“民献有十夫”， 伪孔传释为“国人贤者”。《汉书·翟义传》“民献仪九万夫”，孟康曰：“民之表仪，谓贤者。” 朱子曰：“文，典籍也。献，贤也。”马端临在朱熹基础上略为阐扬，故有《文献通考》之作， 将“文献”与中国记言、记事的史学传统相融合。如此将文献附会为文与人之集合，却无意中暗合了当下“文献学”的精神实质，既侧重文本内容本身，也重视文本物质载体、相关人物及时空环境。当下及未来须把握这一原则，将史学研究的时空观与传统文献学结合起来，旧材料、老“议题”，依然可以结出硕果。
（二）“实物第一”原则
洪亮吉曾论“藏书家有数等”，缕述“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之科第， 实在浅薄不经。洪氏以“考订家”自矜，然而究其平生为学为文，却不乏猥琐抄撮之议。 可笑的是，那些虚悬鹄的、置书不观者，于洪北江之言，往往最为心折。实际上，文献版本家所为学，乃以“掠贩”“赏鉴”“收藏”为“校雠”“考订”之先导，这也就是实物第一原则。非“玩物丧志”、沉潜其中，实不足以成学。若以“考订”为第一要务，则蹈入虚空之论。
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云：“夫不谙风气，不识刀法，横逞脑臆，强词武断，其能免于不知妄作之讥乎。” 又曰：“观书以字体雕工风气定其时代，可百不失一，若拘拘于纸墨之古旧、牌记之年月及避讳与否，皆其末焉者也。” 《藏园群书题记·明涂桢刊〈盐铁论〉十卷跋》云：“凡鉴书者，但观其刀法，审其风气，即可断定其时代先后，百不失一。此收藏家所宜知也。”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其《宋版的形态特徵及其鉴别法》一文中也明确指出：
言迄于此，则鉴定宋版宜蹈何途？曰：其法概不出直观、推理二者。然无论何法，熟悉善本尤为要事。纵确无条件，至少南宋中叶之版本实物，也应做到目验直观。换言之，若无此等根底，自不必发愿鉴定宋本。参详实物，暇观书影。至于书影宜择其善者……待经眼餮足，继而直观、推理孰后先？就此而言，宜步武书画鉴定，以直观为先，关照字体、墨色、纸质，先有第一印象，继而推理验证其正确与否。倘以推理为先，则会陷入合理化陷阱。赝鼎弥加精巧，益觉其伪迹合理，不免惑于其中，愈加难以自拔。因此，予一律先凭直观感受，再推究考察其真伪。
回看长泽论文及其所自出之图录、解题，可见其尤为重视此类客观物质形态在版本鉴别中的作用。 长泽在该文先行研究《宋板鉴定法》中即旗帜鲜明地指出，单凭个人记忆的版本鉴定法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在彻底调查阙笔、刻工基础上，将研究方法科学化。 这也是西学东渐背景下，日本书志学研究的底气所在。叶德辉、傅增湘、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与之东西呼应，在方法论层面确立范式，对后来者影响深远。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也持此观点：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第一步是通过实践接触事物以获得感性认识。对鉴别版本来说，就是不能关在书房里空想一套鉴别的方法，而必须和古籍接触，多摸多看，而且越多越好，让头脑中留下大量古籍版本的印象，也就叫获得了大量古籍版本的感性认识。
就实物版本鉴别而言，傅增湘、王国维、张元济、顾廷龙、赵万里、黄永年、宿白等前辈已为我们树立了很高的标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尾崎康、藤本幸夫等不仅在学术观点方面泽被此邦，其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的研究态度更是为学者提供了参照系。乔秀岩、王铿翻译的尾崎康名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延宕数载，终于在2018年面世， 对于文献学界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近年来，陈先行、陈正宏、郭立暄、张丽娟等学者颇为注重提炼范式，不仅在具体学术实践层面，更在方法论层面不断深化“实物版本学”的内涵和外延， 使其历久弥新，足以昭示未来。近年来文献学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愈发重视版本的实物属性，切实地促进了传统文史研究更新迭代。
三、研究背景
本书相关篇章的撰写始于2020年下半年。博士甫一毕业，被党宝海老师介绍参加中华书局《元史》修订项目组。借此机缘，开始逐页过目《元史》洪武、南监诸本。幸运的是，近年来电子资源不断丰富，极大降低了“掠贩”“赏鉴”的门槛。其间略有创获，本质上属于沉潜有日的经验谈资。夜半对屏点数，酒桌月旦闲评，也能满足自己旺盛的虚荣心。偶尔获得谬赞，称某章某节写得颇有趣味，不免施施然引为同道。
前述篇章既脱胎于《元史》修订，不少成果亦有裨于新本在旧有基础上获得完善。期间逐叶稽核洪武、百衲本板片，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21年初中华书局做出更换底本的决策。受此鼓舞，其后每有新见，也愿意将文稿、索引无偿公开到修订组当中，获得了部分师友的鼓励和好评。
研究持续有年，自忖对于南监之后的版本，一时难以突破既有常识，在研究方法层面又陷入舒适区，长此以往难免有蹉跎岁月之感。恰逢供职单位不弃，提议将既有成果结集出版。索性略作归纳，将分散篇什依选题主旨细分为三个部分。上编，《元史》版本及其流传：包括《元史》洪武本述略、《元史》南监本研究、《元史》百衲本溯源三个章节；中编，《元史》的纂修：包括《元史》二次纂修考、《永乐大典》所见“元史”逸文考两个章节；下编，《元史》衍生文献研究：包括《庚申外史》传本甄微、《庚申外史》成书考、徐大年生平及诗文述略三个章节。
总的来说，以上三个部分均不脱《元史》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这一主线，最终成果虽难尽人意，但还是彻底厘清了《元史》的版本谱系，在全面吸收新见史料以及《元史》同源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解决纂修、流传过程中诸多问题。
从2021年至2025年，大部分篇章陆续单篇形式发表，其后见闻既广，在收入本书时均力所能及地做了修订。
张良
2022年2月初稿
2025年5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