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7日下午15：30至17：30，历史学系2024年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候选人高晞教授，在邯郸校区第三教学楼108室，以“当中国根遇到解剖刀——16-17世纪发生在中欧宫廷中的医学交流”为题，进行了学术风采展示讲座。

讲座初，高晞老师首先指出16-17世纪这一时间段在东西方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性，并带领听众反思这样一段被后人称之为“划时代”的历史是否在当时即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而面对17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频繁的医学与科学文化交流实况，高老师则提及如何以“新”“旧”之标准来界定此时交流知识之性质。也正是在上述的两个问题基础上，高老师为听众展开了一幅关于“中国根”与“解剖刀”在16-17世纪东西方宫廷中相遇的历史图画。而这样一幅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的图画，却是由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体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和他的两本书串连起来的。

维萨里、《中国根书简》、《人体之构造》

高晞老师的讲座从分别发生在欧洲宫廷与清代宫廷中的两个故事入手。欧洲宫廷故事中的主角为西班牙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他痴迷来自于异域东方的一种新药“中国根”，并以之作为缓解其痛风之症的“神药”。查理五世服用中国根的方案以及治疗体验，为时任其御医、日后以人体解剖而闻名的维萨里记录于1546年出版的《中国根书简》中。吊诡的是，尽管维萨里在此书中以一名医生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详细描述了中国根的药物学知识，但他却并不认为中国根如查理五世所说的那样有效，他本人并不相信此药也不主动为病人开出“中国根”的处方。虽然，维萨里将此书副标题命名为查理五世使用“中国根”药物的记录，但《中国根书简》一书中以绝对篇幅数量记载了解剖学的知识，也意味着他是借皇帝之命，为他1543年出版之《人体之构造》进行宣传，并为他的学术成果背书。因为作为皇帝的查理五世不仅能够以其威望赋予中国根这种药物以绝对的名声，也同样能为维萨里因人体解剖而为其时医学界的攻击提供保护。

查理五世与中国根

清代宫廷故事中的主角则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这位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饶有兴趣的帝王，曾令白晋（Jesuits Joachim Bouvte）、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及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等传教士向其讲授西方解剖学知识，并以满文编著成《钦定格体全录》一书。此书收录了大量的人体解剖学图谱，其中多幅图谱的样式与维萨里《人体之构造》中的图录极为相似。虽然无法在《钦定格体全录》与《人体之构造》两书的图谱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但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图还是通过其后日渐繁多的欧洲解剖学著作而不断传递下去，并最终呈现在了远在中国深宫中的康熙皇帝面前。而康熙皇帝面对这些形式怪异的解剖图谱也并非是“被动”的接受，《钦定格体全录》中也并非仅有欧洲解剖学家的医学话语，以及将其译介给皇帝的西方传教士的神学思想，康熙皇帝在书上的朱批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力与意志在新知识的传入过程中扮演者不可小觑的角色。

康熙及满文版《钦定格体全录》

在分享完这两个故事后，高晞老师随即带领听众思考如何看待“异域新知识”及“知识本土化”的问题。尽管在维萨里的眼中，他并不认可查理五世对于中国根疗效的判断，但他仍以科学的态度与认知方式对待这样一个来自异域的药物知识，并以观察和实证的方法重新检视古典学术中的内容。而深宫中的康熙大帝，本身即熟读医籍并精通养生，对来自西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剖学知识同样有着相当的包容态度。为查理皇帝奉为“神药”的中国根，也在欧洲经历着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并与“中国瓷器”一同成为17-18世纪欧洲标识“中国”的代名词。而传教士为康熙皇帝解说的解剖学知识，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格物之心，其间同样夹杂了传教士所欲传授的神学思想。高老师引用列维-施特劳斯的话语“知识是煮熟的”，向听众说明了从“中国根”与“解剖刀”之间，中欧宫廷中的医学交流是如何将知识由“生”向“熟”转化，从而生成出符合本土特色的医学知识。

讲座最后，高晞老师同听众进行交流，就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传教士医学知识交流之异同、清康熙年间在华传教士知识传播取向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