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4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中世纪内外:政治秩序与灵性追求”小型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及学术机构的学者齐聚光华楼,就相关议题交流讨论、碰撞思想。

10月24日上午9:30,本次工作坊于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正式开幕。会议伊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黄洋教授和欧阳晓莉教授向各位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黄洋教授高度肯定了青年学者精细深入的研究对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领域的推动作用,希望日后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以促进学者间的探讨与交流。

上午场
上午场研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夏洞奇主持。
暨南大学王亦舒老师在《玛格丽特·博福特虔诚网络与玫瑰战争后英格兰政治和解》报告中探讨了都铎王室在不予复还产业、监护和宫廷位置的情况下如何安置约克家族的问题,尤其关注王室女性的虔诚网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通过分析议会法案、特许状、王后和国王之母的家户账簿、王后丧仪的记录等材料,她指出,亨利七世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既有国王之母的地位,又有誓妇的身份和自己的家户。博福特在虔诚网络中完成对西西莉·约克、凯瑟琳·考特尼、玛格丽特·波尔等约克家族女性婚姻、财产的安置,这为都铎王朝提供了在宫廷之外承认前朝血统的场合,使王室在不复还产业、不开放宫廷的情况下,仍能把约克家族留在王室之内,达成政治和解。
暨南大学谭齐晴老师的报告《中世纪晚期英国财政体系的结构与运作》围绕财政资源调配、财政官僚、财政文书三个方面展开。依据13-15世纪英国国库卷档、地方文书、法律文书等史料,她指出,中世纪英国财政体系的核心,不仅在于它能够征收多少收入,更在于它如何在不同空间层级之间持续调动资源、组织人员,并通过文书技术维持制度运作。在资源调配上,预支在事前指定收入用途,地方官员就地支付,审计时再予核销;赦免则免除部分收入。在人事上,官员的专业化保障了运转,也为舞弊留下空间,王权以审计、专项调查、跨区域调任和责任划分加以约束。在文书上,文书流转使命令的发出、执行与反馈大体可以追溯,档案的保存与遗失也直接影响责任的追究。
浙江大学胡佳竹老师做了题为《海洋地缘政治与幼君教育:15世纪海洋政治诗新解》的报告,以1436年海洋政治诗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作为核心史料。胡老师首先梳理了本诗的结构与内容:序章开宗明义地呼吁英格兰政府重商贾、重海军、通过掌控多佛(Dover)与加来(Calais)两城以控制英吉利海峡;接着用十二个篇章罗列商品、描绘商贸网络、讲解商贸依存关系及英格兰海权史。本诗常被认为是咨政文本,但胡老师结合亨利六世即位前后政局突变、海上失权的政治史并指出,本诗可能是写给幼君的学习资料,但她认为本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复旦大学易晋铭老师的报告《从城市书记官到公共书记官:中世纪英格兰城市政府书记官名称的演变》追溯了14世纪“书记官”一职名称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易老师以约克为主要案例,翻阅文秘署档案和财政署档案后发现,“书记官”职称经历了从clericus civitatis到clericus communis的变迁,1377年在约克市档案中首次出现clericus communis的称呼。结合14世纪末的城市政治改革,易老师指出“书记官”名称演变可能与当时城市精英权力集中、引发普通市民对城市精英滥用权力的焦虑有关。
下午场
下午场研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许明杰主持。
北京大学杜宣莹老师在《都铎的门客文化与中层政治》报告中关注国家档案中的“门客”痕迹及其呈现的都铎门客体系。她指出,门客是文书运作的核心接触者,这说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书行政并未高度制度化,在政府的官僚制度之外,还存在着权臣家宅的私人门客体系。门客体系是对都铎“亲密政治”的复制:权臣培养门客,不仅将行政中心转移到私宅,也将门客送往政府任职,从而将这一非正式宠信关系转化成正当的统治权力。门客通过庇护者的私人宠信,从地方乡绅跃升为政府官员。最后,杜老师强调以“门客”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填补都铎政治史中的中层断裂,有助于理解近代早期政权的双轨运行和转型。
华南师范大学刘怡岑老师的报告《“见风使舵者”还是“天主教改革者”?保守派主教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指出,学界对保守派主教的评价陷入了“辉格史学”的误区,需要进一步探讨保守派主教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回应举措。通过分析保守派主教对《主教之书》的态度和对1536-1538年亨利八世王室训令的回应,她认为,保守派主教内部存在多种不同宗教立场,且部分保守派主教对于亨利八世的改革既不盲目顺从、也不全然抵抗,而是通过对官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和微妙调整来推行实质上的天主教改革、压制新教运动。因此西方学界普遍使用的“保守派”标签带有简化和同质化倾向,同时忽视了16世纪30年代宗教派别界限的流动性。
北京大学刘相宜老师做了题为《法国耶稣会士与近代早期全球知识生产》的报告,通过三个具体案例考察法国耶稣会士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科学活动之间的关联。她选取的三个案例分别是:受前往中国东北并发现“人参”的杜德美启发,拉菲托在加拿大发现西洋参;法国耶稣会士绘制的中国北方和新法兰西地图,具有相似绘制方法和关注点;宋君荣测算北京经纬度的准确性及其使用方法的科学性,得到法国权威地理学家的认可。这三个案例说明,通过系统的科学训练、能和欧洲知识界对话的科学语言、以及耶稣会全球范围内的通信网络,耶稣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师范大学杞支雅男老师在《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对奥斯曼占领地区的认识与书写——兼论近代东方学的起源》报告中,首先梳理了16世纪初德意志人对奥斯曼征服的不同反应,然后借助1573至1581年间图宾根与君士坦丁堡间的通信材料,探究大国政治与教派化背景下路德宗与东正教的对话,展现教派视角如何影响他们对东方的观察和书写,并指出路德宗学者开创了东方研究的新局面。最后她表示,近代东方学并非诞生于18世纪英法的埃及和印度研究,而是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土耳其战争和宗教改革阴影下产生的路德宗学者的东方研究。
点评与总结
两场研讨结束后,四川大学田海华教授对本工作坊进行了点评和总结。田老师指出,本次工作坊以“中世纪内外:政治秩序与灵性追求”为主题,将宏大的政治秩序构建和微观的灵性知识追求交织,生动展现了国内中世纪史研究的新气象。田老师充分肯定了本次工作坊在拓展研究视野、促进跨界融合及强化问题意识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她指出,本次工作坊呈现出三个特征:其一,跨界与融合;其二,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即以小见大的史学功夫;其三,问题意识具有当代性——与会学者讨论的国家认同、身份认同、海洋地缘政治、官僚制度、宗教改革的政治抉择及跨文化接触等议题,都蕴含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最后,她鼓励学者们未来能继续围绕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史的研究议题,深化跨学科对话与交流。

景典|撰稿
姜俐娜、景典|摄
夏洞奇|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