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理念：
“道问学”，就是不断超越自己既有的认识水平和境界。
历史研究应当包含尽可能多的细部讨论；但又必须把善于它们转换为对历史的总体认知。虽然历史学不会为现实问题提供任何具体答案，但是它会使我们在理解当下之时，变得更有想象力。
育人理念：
将学术的魅力展现给学生，启发他们把对学问的浓厚兴趣转换为巨大的学习推动力。只有对知识本身的兴趣才会保证读书人尽可能心无旁骛。
导师个人简介：
姚大力，1949年生，上海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边疆史。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1993—1995年、2005年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庆应大学作访问学者。先后发表三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参与编撰了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著有《漠北来去》、《北方民族史十论》、《读史的智慧》等书。
教书育人的做法与成效：
治蒙元史及边疆史最难之处，在于牵涉语言甚多，主要史料就涉及蒙、汉、藏、波斯等近十种语言。在对于这么多种不同语言下进行历史名词的审音勘同以及史料勘比，就需要一套非常专门化训练和技巧。上过姚老师《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生，都曾经领略过他“循名责实”的功力：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汉语外来语，可以追述出它在不同欧亚历史语言中的各种形式，进而推演出其背后横贯东西的传播史和文化史。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他的研究更是努力吸纳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来进行综合考量。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运用当代政治学和人类学理论对于历史时期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姚老师常教导学生，“做学问要不断地打开眼界，毕生都要尽力学习相关语言，因为学会一门语言，就是打开一扇窗户，让你有机会学习更多外面的文化和理论。”
在姚老师看来，在一篇好的论文中，被作者完美、成熟地表达出来的那些一得之见，必须依靠数量上巨大得多、但也许还不那么成熟和完善的见解或思考来培育，才可能形成；就像浮出水面的那一角冰山由水面下比它大七、八倍的冰块所支撑一样。对于冰山已露的那一角，研究者需要以极大的耐心将细节研究推进到极致，而这一角之下，则是长期对史料的烂熟于胸，以及不间断的、个人化的思索、体察和感悟。也就是说，对于文科研究来说，“专深”是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姚老师从来不会责怪学生用功杂驳、所涉过宽，相反，他也会与学生“东拉西扯”一些民族史领域之外的话题，以相互磨砺观点。比如，虽然姚老师的专业是蒙元史，但是他对于《史记》却有着令人称道的研究。为此，上海SMG“纪实频道”还专门请去作节目，给普通观众讲述历史上司马迁其人、其事、其思。
在这一个追求高产量的时代，姚老师属于那些宁甘寂寞的学人们。他偶尔私下对学生说：“有一个有名的老师，并不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而常常是一种巨大压力。写文章之时就会觉得，冥冥之中老师还是在监督自己！”所以，每一篇文章，都一定要经过反复的观点锤炼，才愿意拿出去发表。又说道：“如果一辈子能有十来篇三四万字后来的研究者绕不过去的的文章发表，我就在学问上无愧了。其实人的研究精力都是有限的，把极其有限的精力分摊到那么多所谓的‘著作’中去，质量恐未必佳。”而事实上，姚老师虽然貌似吃亏，但他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学校和学界的认可。
这种学术要求，也很自然地体现在了他的学生身上。哪怕只是研究生的一篇书评，被修改、打回、再修改，乃至十遍以上，也是常事。文章中小到标点的用法，大到整体的立意和视角，都从来不容许含糊带过。有时候遇见那种形式上很漂亮、但在关键问题上暧昧其辞的文章，姚老师就会很严肃的训诫：“社会科学研究不是文学创作，文笔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真正有突破的观点，终究不是好文章。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就应该在表达的时候力求简练、准确、到位，而不是靠文藻的堆砌、材料的迭架。”
对于教学，姚老师常说的是：“一个人站到讲台上，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扯得所有人都听得晕了过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他想要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得人人都能听懂，那就需要极好的演讲能力，以及充分的准备了。”不论是平常的授课、会议报告、还是公开演讲，事前准备好的密密麻麻的讲稿，对姚老师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这个讲稿甚至详细到何时要点击PPT，何时要岔开来讲几句，都一一标识于旁。
每当学生有什么要发言的场合，姚老师总会语重心长地强调“演讲礼仪”：“精心准备才能言之有物，要学会控制语速并掌握时间，并要处处尊重听众；最好还要能够做到‘有噱头’，将两、三个笑话穿插到长时间的演讲之中，以调节气氛。讲课要张弛有秩，不然四十五分钟讲完，听得人就要都昏倒了。”事实上，姚老师讲课是公认的好听，很多笑话段子也是在学生中“长盛不衰”。甚至有学生感叹：“居然有老师能把专业英语都讲得那么吸引人！”
每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课前，姚老师都几乎会要准备两天的时间。有人曾经不解地问：“您如果直接在讲台上信手拈来地讲，也可以让下面学生受益颇多。何必每次都准备那么久呢？”姚老师的回答是：“拿着讲稿踏进课堂前的老师，就像是踏进足球场前的主教练。每一个场上进球，表面上都是很多偶然因素的叠加造成的。但一个好教练，永远会在赛前进行最详细的战术分析、战略部署、攻防演练。只有这样，那些表面上的偶然因素才会在球场上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教授课程时也是一样，讲台上的老师不会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哪一句话、哪一个知识点或哪一个理念是否会激发下面学生继续思考的兴趣。但是正是如此，老师才需要认真准备、组织、阐述他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知识点和每一个理念。”
在“授业解惑”之上，姚老师还对自己有“传学术之道”的要求：教学并不仅仅在于讲授内容本身，更是要向下面的学生展示出“学术的魅力”。很多人觉得历史很枯燥，那么作为一个历史老师，就要尽其所能展示历史学本身的姿彩和趣味。将一扇学问之门打开给下面的听众，让有志于此的学生能够由此自行摸索。就学术而言，这就是古人说的“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人博览”。
他手下的学生，本科学什么的都有，工程、国际关系、经济学、英语，并不限于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不管硕士还是博士，他都会给报考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他的解释就是：“‘有教无类’的理念，虽然未必能够绝对做到，但总是心向往之。”
哈佛两年访问的经历，让姚老师对于教学有了很多传统之外的想法。首先，要做好师生间的讨论和交流，就先必须建立足够的交流基础。不论是复旦学院还是研究生课程，姚老师都会为每一节课复印并散发多份阅读材料和详细书目，以方便学生跟上最基础的研究成果以及最新的研究动态。为了让系所资料室里有一批基本的边疆史外文书籍，姚老师自费从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一批。其次，在边疆史专业研究生内展开读书班，也是姚老师重要的一个举措。大家一起阅读一些基本史料或学术论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仔细地、深度地推敲，以培养研究生的精读能力和细密学风。有时候一篇史文经过了几次读书班还是没有读完，但是在讨论中被参考过的书籍已经是摆满一桌了。最后，则是对于语言能力的强调。每学期姚老师都会和自己的新招学生谈话，设计研究方向，并确定语言学习的种类和步骤。讨论班上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在不同语言间进行精准的翻译。姚老师的要求是，每段翻译都应该准确到可以把每一个词再回译过去。同时，研究生要能够与国外学者的观点相攻错，杜绝“闭门造车”，因为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重复用功或一叶障目。
在专业领域之外，姚老师在学校、在外面最常演讲的题目是“古人如何读书”。在他看来，一方面，是为了匡补现今这样一个文化消费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有些读书的道理也同时是普遍适用的做人之理。拿他的话说就是：“做人就读书一样，不能贪多、不能求快、不能偷懒。”偶尔甚至会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学生：“不要太世故，要天真一点。其实这才是好学者必不可少的思想品质。‘宁率真性情’，才能有恒心。”姚老师总是要求自己的学生，预事要先正心，不可偏激，更不可走向极端，又常引古语教诲学生：“对书、对事、对人，都要‘放宽心’‘不可先立主见’，‘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这些是史家的材质。”评骘人物，也总是要求学生“中和”，一定先看到别人的贡献，再进行批评，绝不允许随意地“指点江山”。 他也不提倡学生把人际关系想得太复杂：“别人关心的是你的观点，而不是这个观点被后的作者本身、作者的单位、作者的老师。应该少一些刻意，多一些胸襟。”
姚老师还有自己更深切的关怀。他在课堂上总是努力告诉学生：“在一个实用主义弥漫的年代，人就更需要学会孤独地坚守着他心中的价值理性。一句话：有时候坚持很重要。”他身体力行地提倡，重建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任务，需要该文化人群主动、全体的参与，需要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思考、自由交流和创造性转换；追求知识，不只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更要用来改变周边社群的命运、改变我们普遍的生存状态。
学生眼中的导师（1）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初识姚先生，是在08年3月所里举办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姚老师作了题为《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审音与勘同问题》的讲座。对于讲座内容，当时还是研一新生的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我深深记得姚老师对多种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扎实严谨的学风带给我的震撼。两年后，我有幸成为姚老师的博士生，跟随老师研习边疆史地。
今年五月，我确定被姚老师录取为2010级博士。在硕士论文完成后，我斗胆把文稿交给老师审阅。没过几天，老师就把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反馈给我。大到文章结构、问题意识，小到注释里面的考证问题，甚至是标点符号的错误用法，老师都给我一一指出。看着老师案头的那份写满了修改意见的稿子，我心中满是感动。
今年九月份，刚一入学，我就面临着选定研究方向的问题。我因为个人研究兴趣主要在西南边疆，与老师的主攻方向有所不同。所以一度陷于无谓的纠结之中。与老师谈话后我才发现，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姚老师虽然主攻蒙元史，但是对西南边疆的相关研究也了如指掌，并阅读了大量的西南边疆民族方面的资料。姚老师考虑到我是白族人，而且母语就是白族话，于是建议我把目前尚未清晰的白族语言和历史作为研究的课题。老师谦虚的对我说：“白族研究我也不太熟悉，还需要看很多书的……”尽管老师非常忙碌，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和我们进行定期交流、讨论。当我提到白语研究的新成果时，老师会非常诚恳的向我借阅那本书——当我亲耳听到眼前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向我借书的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学者”二字的含义，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学者风范。
前几日看书时，无意间翻到所里05届学长胡云生的《传承与认同：河南回族历史变迁研究》一书，在后记中，他如是写道：“这里要特别感谢姚大力先生，2003年一个冬天的夜晚，他骑着自行车，冒着风雪严寒，亲自到我们宿舍指导论文，最后却连一口热水也没有喝上。至今思来，仍泪眼婆娑。”看完之后，我心中涌过一股暖流，满是感动。胡云生学长并非姚师门下的学生，但老师依然一视同仁，足见姚师胸襟之宽广。旷兮其若谷！
姚老师已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但是在老师身上，丝毫看不出学者的架子。你可能无法想象，校园里有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毫不起眼的老者，他每天早上骑着老式凤凰自行车上班，中午到本部食堂排队打饭，夏天上课时总喜欢摇着一把大蒲扇——他就是久负盛名的姚大力先生。
姚老师曾写过一篇关于司马迁的长文章。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评论道：“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这样的对应可能不太恰当，但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来概况我心目中的姚老师的话，我脑海中便不由得冒出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
学生眼中的导师（2）
姚老师给所有学生的第一印象，就是对于质量的要求。还没有进入研究所，就有学长“告诫”我：“做姚老师的博士生，就一定要做好延期的思想准备。”每次和姚老师谈论文，他都会给出许多非常具体的意见。文章中有任何刻意藏拙之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争辩到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双方面红耳赤。但随后静下来想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确只有将文章推倒重来不可。这样反复几次“交锋”下来，自己写文章的“手速”是慢了，但“眼力”却是大涨。
后来考上研究生，第一次向姚老师讨教，他就一直和我从晚上6点多谈到11点。我向他随便要一本入门的书籍，他也非常认真的帮我找了一本刚出版的外文书，还特意从南大复印给我，从如何翻译书名、专有名词说起，仔细地教我应该如何读书。作为一个本科非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现在能够摸着民族史的一些门路，这都要归功于姚老师花费的额外心血。
本科时候就听说，很久前曾经有一学期，姚老师最后关掉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后来无意间问起来，姚老师也是苦笑：“我学期结束的时候，在划定的知识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班上一个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留学生都考过了六十分，而不少中国学生却只考了三四十分。这让我能够怎么办？”而且姚老师也不是一味苛求，但凡下了功夫并提出有原创力的观点的课程论文，最后都得到了很高的成绩。这就是他努力教给我们的态度：做事情既要在必须讲原则的时候讲原则，又要能够抱有足够的“同情之理解”。
有一次我在老家的父亲得了比较严重的眼疾，姚老师得知之后，立刻就开始帮我联系并咨询复旦医学院的教授。随后的几次见面，姚老师也都念念此事，让我瞬间感觉到一种家的温暖。
有时候我心想，或许我很难达到姚老师那样的学问，但是若能学到他对待人生和学问的态度，此生亦足矣！
媒体报道：
《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访谈》，2010.8.22
